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远赴欧洲。
海上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事务的发展。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 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说得更前卫一些，元朝在对外的世界贸易政策上实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真正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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