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关汉卿同样为伶人编写剧本的王实甫，他擅长所写的“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与关汉卿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的出众才华还是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但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详知。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公元1255-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与官员不和，40多岁就弃官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60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以诗酒琴棋为伴，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
以上的这些介绍性的文字是体现在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的，其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证的。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这可能与王实甫的性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实甫最具代表性的名剧就要数《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复祚也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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