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发动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中国文化遭受一场大破坏、大浩劫。中国的国土一半被践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被侵占。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强占我国东北4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军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我国长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蒙受战祸，其战区之广，实属惊人。战后国民政府初步统计指出：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1年4月，已遍及13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豫6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5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2省。经过剧战的地方达256市县。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民国）32年7月6日，计时总达4年又8月。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占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61县。次则浙、鄂、粤、赣四省均在30处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约20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8省则有15处至1处不等。合计15省295市县。第三期自32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概言之，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秘藏《不许可写真集1》
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余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
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467市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页。
不过，“蒙受战祸区域共467市县”之说是不准确的。此数实际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计6年中我方蒙受战祸的区域。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韩启桐就编制统计出抗战6年中我国蒙遭战祸区域为467市县。这467市县还不包括“七七事变”前陷敌的冀东21县。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灾区范围并不仅仅是上述直接蒙遭战争侵害的地区，它还应包括未经战事即告沦陷的地方及敌我两军交错的地带。就文化损失而言，它还应包括敌机深入中国腹地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韩启桐统计出抗战时期前6年被敌侵占市县城区（包括一度沦陷后又收复的地区在内），至少应在751处以上。如是，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则八年抗战中灾区约有918市县。
应该指出，此数是按国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战时中共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出于抗战需要，在其统辖区又重新设置划分县治。战后据中共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而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的45％。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的象征而进入日本的，源源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从而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被占国的文化遗存和教育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如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大力开展殖民教育。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同年9月，又根据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的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1932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文化方面，则明令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中文却被称为“满文”。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军人甚至学者，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文化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些伪装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日军对中国图书典籍、古物古迹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和文献的形式。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积累实践经验，保存有价值的材料，反映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和发展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记载、反映这些知识的文化典籍和文物，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所造成的损害，打断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损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特指精神财富，它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等。文化就形态而言，有有形与无形之分。本书所作的文化损失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有形损失即物化损失而展开的。
为了叙述和阅读的方便，本书主要是按专题分述的。而专题分类也是相对的。文物是指历代遗留下来的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价值的实物。如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本书是将古建筑损失、图书典籍损失和文物损失作专题阐述的。内容上会有一些交叉。战时图书典籍之损失
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
历史上出现的记载文字的典册，称为典籍，也称文献，它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之意。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才能用文字记载知识和经验，积累文化成果，从事文章和著作的编撰。我国文字起源可上溯到夏代，商代有了记载文字的实物。殷墟甲骨所记载的知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我国早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春秋战国时期，图书形制为竹木简牍。不仅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也开始出现。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记载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典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依靠图书文献典籍作为主要媒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汉籍向日本的传递，无论其历史的久远，或是规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它构成中日两国独特的文化关系。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汉籍就传到日本。汉籍不仅对日本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于日本社会生活发展的各个层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日本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吸收和保藏中国图书典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愈演愈烈，日本先后单独或伙同其他列强发动了四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74年侵台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先是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图书文献典籍强行杀价“购买”，如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大量汉籍，是1907年仅以10万元的价格而囊括江南的“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等处秘藏。进而，又以所谓“庚子赔款”在华购书。而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则公然对中国的图书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全面洗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难，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工作，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战后国民政府要求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按统一格式填写上报因日军破坏而蒙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情况和确切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确实可靠的，战后也曾向国际社会公布过。本文着重就中国图书典籍损失数字作一扼要的介绍。
一全面抗战前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战火祸及东北的图书。1931年10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区开枪射击，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库中弹起火，大火吞没了整个书库，许多从关内辛苦征集得来的珍善本图书被焚。
日本占领东北后，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据伪文教部记载，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余万册。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压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压1364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14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1937年，“日满文化协会”曾在日本东京影印沈阳故宫崇谟阁《清实录》，为掩盖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乃挖改实录中他们认为有碍的字句，仅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这两年的实录就被山村勇造等挖改“一百六十处”之多，卜维义：《资料工作管窥》，载《沈阳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日军的这一做法，显然是想毁灭华夏文化，削弱人民的抗日意志，使东北沦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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