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图书典籍丰富，民间收藏颇丰，尤以江南为甚。个人收藏，也为日伪夺取的目标。私家藏书如浙江海盐、南浔、镇江、苏州等地，或被捆载而去，或失散无踪。上海王绶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000多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犀轩等著名私人藏书也都遭到劫掠。现以北平、浙江、江苏等地为例，作简要的介绍。
在北京，李鸿文被抢38000册；李维界被夺走7000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为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只身前往重庆，而留北平家中的书籍、古物悉被日军所掠夺，损失计有：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试举几例，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又如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原名卢前，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委会秘书，曾任《中央日报》某副刊主编），“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为倭寇焚窃”。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教育工作者个人收藏图书损失也为数不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记载，有金陵大学的王绳祖、李小缘、林尉人、范谦衷、倪青原、倪尚达、徐益棠、陈恭禄、陈纳逊、高文、张济华、崔毓俊、程淦藩、焦启源、潘廷光；中央大学的戈宗瀚、李学清、朱浩然、艾伟、金毓黻、吴蕴瑞、吴世昌、胡小石、耿以礼、孙本文、许士骐、陈正祥、张贵永、赵廷炳、蒋志超、缪风林、肖孝嵘、龚启昌；中央研究院及所属所的汪敬熙、岑仲勉、周仁、徐丰彦、张香林、傅斯年、郭宝钧、鲁子惠；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姚渔湘、徐文珊、秦凤翔、盛学明、郑瀚吾；国民政府文官处的陈名豫；中国农民银行的梁庆椿、赵锡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立法院的陈长衡；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的钱用和；合作事业管理局的寿勉成；中央图书馆的缪镇落；国立音乐院的储师竹；尚没有标明单位、但有地址或没有地址的吴慰祖、吴睿明、林本、俞厚田、俞熙祖、曾昭符、程式、杨世泽、赵廷为、杨琢如等68人的图书古物损失。如金陵大学教师孙本文损失中文书4267册，西文书800册，倪青原损失中西文图书8000余册（在金陵大学女生宿舍被劫），中央大学教师肖孝嵘损失图书5000种，龚启昌损失书1300余册。
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
承明清两代江南私家藏书炽盛之风，民国时期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群星争辉，收藏丰富，珍籍汇聚。日军所到之处，则书楼毁塌、典籍湮没。平湖葛氏守先阁藏书楼，抗日战争爆发时藏书已达十余万种、四十余万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内孤本四千余种，各地方志两千余种，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376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平湖时，先后三次纵火焚烧，藏书及金石书画“劫前概未运出，尽为煨烬”。
龙游余氏寒柯堂，收藏其二十余年搜罗的典籍十余万卷，其中仅浙江省各府县乡村新旧方志即达四百三十余种。杭州沦陷时，藏书连同大量手稿被劫掠一空。其后，藏书主人余氏将藏书处改名为“劫余书寮”以志哀仇，并将劫余的八千余卷残籍缺典捐赠给家乡龙游县立图书馆。
诸暨陈氏授经堂，其藏书始于晚清，至民初鼎盛期已达30万卷，诸暨沦陷后，授经堂所存10余万卷藏书遭日伪抢劫焚毁，十不存一。
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系近代中国著名藏书楼之一。30年代初该楼藏书开始散出，但抗战前仍有十余万册。南浔沦陷期间，该楼一度成为日军驻所，后又遭日伪军多次骚扰，盗匪几番偷窃，损失不少。书楼主人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图书馆时提及：“嘉业藏书楼庋书十余万册，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会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藏书也散失一部分。”
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于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
吴兴周氏言言斋，建于上海闸北寓所的藏书处，以线装古籍与西文书并重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书斋毁于战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余箱约3000种，西文图书16橱约5000册。
浙江不少著名文学家、学者的个人藏书亦惨遭劫难。
郁达夫藏书损失。郁达夫的藏书生涯始于中学时代。杭州沦陷后，其藏书全部被劫掠一空。郁达夫痛惜不已，每每将藏书损失与老母及胞兄的惨死、爱妻的离异相提并论。在《图书的惨劫》一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
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藏书甚丰，也都毁于兵火。
上述列举的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诚如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中所言：“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姜丽华、袁逸：《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县吴靖涛的“半野圆”藏书，元王卫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宝笺》木刻原版，城北关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语录》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绪年间《沁洲复续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块，华山老君堂、南里一如寺分藏的折扇式古版大藏经，清代诗人王省三的《草根轩诗抄》木刻原版200余块及王氏“巨槐堂”藏书等，这些珍贵文物典籍，都被破坏无遗。
在广州，私人藏书如南洲书楼徐信符的藏书，颙园陈协之的藏书，绝大部分没有搬走。日军搜括了颙园的书籍，其中有佛经一套达数十箱之多。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
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也会遭劫夺。如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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