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很多地方是十分相似的。
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数十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觉得是一个理不清的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有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就以此为例吧，每次改朝换代，差不多都要大动一番干戈，像赵匡胤以兵变的方式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的情况是很少的，也就是说，流血的方式占绝大多数，“和平过渡”的情况则极少。而且，在流血的方式中，往往是首倡者失败，后继者成功。如陈胜、吴广首举义旗，而其后继者刘邦、项羽灭秦成功；绿林、赤眉起义军未能灭亡西汉，后起的豪强地主刘秀却消灭了义军而自称继续汉统，建立了东汉；东汉的灭亡与西汉类似，黄巾起义未能成功，倒是镇压黄巾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三分了天下，并由曹魏政权灭了东汉；在反隋起义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的义军未能成功，而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李唐政权一面镇压义军，一面取隋而代之，建立了唐朝；成吉思汗固然英武，到其孙忽必烈才真正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反元的韩山童、刘福通、郭子兴起事最早，但均未成功，倒是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灭元朝、扫义军，建立了大明；清朝的建立同元朝更相似，努尔哈赤白手起家，但只是清朝的奠基者，其子皇太极才是清朝的真正开创者。
大的王朝是如此，小的王朝也差不多，看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竟也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何以如此?盖因先行者殉难，为后继者奠定了基础。这基础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旧王朝进行了打击，使之摇摇欲坠；二是为后继者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是把后继者从普通人中选拔出来，并把他们逐渐地培养成了成熟的政治家。而先行者，往往只是逞血气之勇，只具有勇士、烈士的拚闯之力，而无政治家的素质。如此说来，先行者虽是功不可没，也只能做后人的“铺路石子”了。
除了开国方式相似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的战争方式取得了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椽，由于萧何比刘邦的官位高，就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了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可招回刘邦，让他聚众来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时，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公推刘邦为沛公。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传统戏剧中的项羽造型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题乌江亭
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咸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作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之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
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首级，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注意取得刘邦的信赖，乃至送子侄作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自己曾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进行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到了转变，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鼓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划谋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激流勇退，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人们往往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忘记了另一面，那就是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的相反之处。
十八学士图
何以隋朝没有人才而唐朝人才荟萃？原来，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
唐朝的开国宰相房玄龄和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与不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性格的差异，至于为什么，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意味深长。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长期在隋朝做官，在任上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但他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杜如晦
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当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级；若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七八百年以后，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虽然开国前立功甚多，开国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他见事不明，终落得个被皇帝赐死的下场，与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和刘基相比，他是一位只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李善长，字百室，公元1314年生，凤阳人。李善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小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些书，虽不能说深通文墨，但却懂得治乱之道。他为人很有心计，也很能干，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据记载，他从小就有雄心大志，想干一番事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因作战有勇有谋，被郭子兴提升为身边侍卫九夫长，后又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声威日振。
朱元璋很重视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同乡故人，他更为注意。公元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建立起来的部队进军滁州，正路过李善长的家乡，李善长慕名往投，朱元璋很热情地收留了他。
李善长给朱元璋上的第一课是把朱元璋的一位同乡抬出来作榜样，要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家乡与朱元璋的家乡相去不远，那位古代的同乡起自布衣，与朱元璋的出身也极其相似，只因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又豁达大度，能招纳天下豪杰贤士，且能忍辱负重，所以最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并鼓励朱元璋以刘邦为榜样，代元朝而立。朱元璋此时尚无明确志向，经李善长一讲，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从此，朱元璋树立了当皇帝的信念，李善长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信任。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幕府里做记室长，可谓百事烦扰，但他总是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忠谨之至。郭子兴虽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但他生性苛刻，易于猜疑，又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从中挑拨，多次险些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谨，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把他身边的人抽调一空。一次，郭子兴又要调走李善长，李善长闻讯，忙跑到郭子兴面前，表示坚决不离开，除朱元璋外，他谁也不从，并且声泪俱下，十分情切。朱元璋深受感动，他俩虽结识不久，朱元璋已对他倍加信赖。
李善长像德位相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何以如此？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
李善长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赢得威信，否则，就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在公元1356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既攻占了许多地方，又连续苦战，所以易于抢掠。在进入太平府时，朱元璋下令凡抢掠者斩首，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并未能完全禁止抢掠。在取镇江时，李善长估计军队又要抢掠，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戏。朱元璋故意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赫赫大名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兵?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
李善长不仅在文治方面确实“善长”，在武功方面也能偶出奇迹。一次，朱元璋领兵外出，要李善长留守和州城，并嘱咐他如果元兵来袭，就坚守勿战。李善长料知元兵会出骑兵突袭，就于城外要隘之处设下了几路伏兵，元军一到，同时杀出，把元兵杀得大败而归。朱元璋回来后也赞叹不已，连连称赞他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那些披甲执戈的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元军大战的时候，李善长一直被留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替朱元璋经营好这块根据地。应天府形势极其险要，依石而建，易守难攻，有虎踞龙盘之称，让李善长留守此地，足见朱元璋对他的忠诚和才能的极度信任。李善长真也不负所望，把应天府的政治、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之时萧何留守汉中一样，为朱元璋去掉了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李善长既接受了其他军队的教训，又接受了朱元璋的忠告，极其注意调和文官、武将及百官们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官在内，武将在外，文官谋士虽对战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爱犯一个毛病，就是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爱猜忌怀疑，弄得将帅离心，前后掣肘，很容易造成前线的失利。对这一点，李善长极为重视，他十分注意发挥将领的主动性，维护他们的团结，即使在治理地方时，他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宣布登基，国号大明。李善长主持了整个仪式。至此，李善长由刀笔小吏而成为开国功臣，封为开国辅运韩国公，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上，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的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综观李善长之从朱元璋，有三件大功：一是他一进军门即讲刘邦的故事，为朱元璋树立了理想的榜样；二是他能竭心尽力，治理后方，保障供给；三是他能调和众人，维系人心。有此三功，虽少有智计创见，也足可称道了。
但李善长毕竟和萧何、张良不同，甚至连刘基也远远不如，这倒不是说他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不大，而是说他见识不高，且不能免俗，终招致杀身之祸。
也许是李善长被赐死的缘故罢，《明史·李善长传》对他多有贬辞，对其性格上的缺点说得较为苛刻，说他外表宽和，内实狭隘，性格执拗，爱记恨人等。这些话虽不能全信，但从李善长开国以后做的一些事也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许多缺点。开国以后，李善长曾任丞相，势力很大，其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调查这件事，李善长多次从中说情、阻挠，最后，刘基还是奏准了朱元璋，将李彬杀死。李善长怀恨在心，就阴设计谋，令人诬告刘基，自己还亲自奏劾刘基擅权，结果刘基只有回家避祸。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对他有冒犯之处，李善长就罗织罪名割了杨的鼻子和李的胸乳，结果是一残一死。这倒还罢了，他培植淮人集团的势力，将一个知县出身的胡惟庸一手提拔为丞相，后来胡惟庸擅权不法，贪污受贿，弄得朝野皆怨，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由于朱元璋用法残酷，胡惟庸恐怕被杀，就秘密组织了一场谋反活动，企图把朱元璋骗出宫来杀掉。谋反败露后，胡惟庸一党被株连杀死的有三万多人。李善长既是胡惟庸的故旧，又是他的推荐者，还与他有亲戚关系(李善长之弟跟胡惟庸是儿女亲家)，本当连坐，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勋旧，便免死贬谪。后来还是以星相之变须杀大臣为借口赐死了李善长。李善长死年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也尽行赐死。
李善长以功始而以罪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代表性的，别说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就是换一位“仁慈”的开国皇帝，像李善长那样居功自傲、擅权自专，也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善始者多，善终者少，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的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不理解历史，就请看看现实吧，上推一下，就可豁然开朗，下延一下，也可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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