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心肺。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弃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水泊梁山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金谭金首铁剑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唐/杜牧/赤壁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形象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
“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的存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山戎·青铜短剑
剑乃兵器之王，唯有德者可佩之，德寡者佩之，反受其害。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文人(书生)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为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侠客的滥觞阶段，也是中国侠客的兴盛时期，那正是礼崩乐坏，文人无用而武力大盛的阶段。
东汉武氏墓群石刻／专诸刺王僚匣中盘剑装鱼昔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
唐／李白／醉后赠从甥高镇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而是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以便季子札最终登上王位。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昧，夷昧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昧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是于情理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始终很器重，深为感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如此的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
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僚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僚。他请吴王僚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信。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将匕首藏在鱼肚内，借送鱼而刺吴王僚。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僚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起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出来，杀死了吴王僚的卫士及亲信，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待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当他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来回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您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对待他的作为，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
于是，聂政西行到濮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您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您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您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您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图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韩国人就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卫士之中刺杀侠累无法逃生，所以先不带卫士，后自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而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伏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井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荣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啊！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能够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韩国市人大为震惊。于是，聂荣连呼三声：“天啊！”终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他的名字。不过，要是他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严仲子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竟能得到这样的义士！”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图报知己和决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汉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易水歌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叫他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云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田光知道荆轲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嬴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燕两国交好。但嬴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在秦国得罪了秦王，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燕，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太子丹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太子丹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和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访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您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今之计，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每天都到他那里拜望，并不断送以金钱美女，但过了一段，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对他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就是我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就是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就自刎而死。太子丹闻讯，前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一并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弑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他。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
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的缘故，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慷慨激昂。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来到秦国，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于是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宫内。荆轲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抽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而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报答知遇之恩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那么，侠客何为？侠客与文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源。如果我们借助现代新武侠小说，更能说明这一道理。
在浩如烟海的新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是其杰出的代表，其中又以金庸小说最具文化意蕴，借传奇表现传统，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创造。他的小说往往把侠客置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亦幻亦真，亦史亦奇，把传统侠客的文化品格凸现无遗。
纵观金庸的十六部小说，融历史与传奇于一炉的共有六部，这六部小说中的一些侠客形象，足以说明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木讷近仁，先是行侠仗义，后则助守襄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不论他的行动还是华山之下的苦思冥想以及最后同成吉思汗的辩论都一致表明，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弭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物，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份去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企图。《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书生的出身而成为草莽英雄的首领，自然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却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主，空有绝世武功，空对明教有生死存亡之恩，只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为爱人画眉窗下，把好端端的一个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至于《碧血剑》，则更为特殊，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曲终人不见”，《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组曲。
原来千古侠客所做的竟是这样一个桃源梦！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共同愿望，都是要拯民众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建立一个清平无争、德化淳美、民与为乐的桃源世界。老子、庄子崇尚返朴归真，孔子、孟子教人实现美政理想，侠客们与至圣先贤做的是同一件事，与千古文人学士追寻的是同一境界，只不过前者用“剑”，后者用“书”而已。
建桃源世界，为理想献身，原是真正的大侠精神。侠客的变异，因世事推移而无一定之规，且历史上的侠客与人们观念中的侠客也有差异，但这真正的大侠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真正的大侠必定有此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成为真正的侠客。逞匹夫之力、血气之勇而不计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者，至多只能算是好武之徒，永世不得进入大侠之列。
然而，大侠的长剑虽利，终不能杀尽不平而除旧布新，更不能把处在痛苦轮回中的传统社会改造成永恒的桃源乐土，所以，他们死难殉节或归隐山林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其志难遂，实在是每一位真正侠客的历史宿命。道理很简单，大侠的祈求是永无止境的，而现实社会的具体存在却总是滞后的。渊明醉归图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其一
大侠精神总是代表着破坏现实秩序的理想力量，总是希图建造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历代封建帝王多对游侠采取禁绝或屠戮的政策，便是极好的注脚）。其实大侠精神的意义也就在此，它把美好的图景以极其有力的方式昭示给人们，使人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至灭绝了纯真的希望，在心灵的一隅保留着一块永不凋零的常青地，这也是大侠精神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乱世天教重侠游”，即使在所谓的清平之世，人们对大侠精神的渴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时隐时现罢了。在束缚太多的中国，人们欲想一展身心，学剑行侠恐怕不失为一条捷径，即便行侠不成，亦可得到虚幻的满足。据说李白学剑杀过人，陆游则终生是“虏血未染锷”，至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行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则纯为抒情。至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获得了如醉如痴的满足，也是渴求大侠精神的表现。不过，这已是一种最为无奈的方法了。
文人自感无用而祈求侠客、创造侠客，但侠客的长剑实在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做不成桃源梦，文人与侠客，实是一对孪生的患难兄弟，也正是这对患难兄弟的无数次殉难，才使漫长的中国历史不至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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