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自建国以后直至汉武帝时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刘姓诸侯王势力过大，中央不易控制。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曾经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是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叛乱各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使得晁错被诛，但叛乱的诸侯国并没有因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最后，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巧妙而又十分有效地解决军阀割据问题，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意思是说皇帝很想让每一位皇家后裔都得到一份土地，但皇帝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分给他们，要求各诸侯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这样一来，诸侯国内部就起了矛盾，他们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诸侯国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然而，晁错却没有这样高明，他本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终于落得个腰斩的结局。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晁错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乏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晁错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怀不忿，暗中寻找时机，想把晁错除去。晁错在这时也有点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
一次，晁错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晁错的署舍座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这样，他就找人来开门拆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立刻令府吏草拟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待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拟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将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晁错更是如此。他年轻气盛，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本当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冶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
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这次晁错提出来，他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慑于晁错的权势，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
不久窦婴就被免职。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王，所以，景帝也就曲承母意，格外优待自己的这个胞弟。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簿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楚国既削，中央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卯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晃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颖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势力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
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刘邦曾带他征讨过陈豨，刘濞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平定陈豨后，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刘卯、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等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当留守都中。陛下应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弃去，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可平。”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求援的告急文书，景帝想起窦婴忠诚可嘉，便派人持节前去征召。窦婴还记着前嫌，不肯受命，经景帝一再督责，才拜命而出。
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晃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只要皇上肯听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本想陷害晁错，在这种情况下，袁盎的言谈举止亦可奉为经典。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等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他不想听这种大而无当的理论，想听具体办法，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悬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到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是中尉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中尉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妙。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公布，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士，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等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办定，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官场惨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齑粉。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当然这决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把事情做好这一角度出发的。拿削藩为例，如果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骤然削封，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对付皇帝，恐怕不致于激成一场祸国殃民的叛乱。
至于晁错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实在难说得很，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是一个书生，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人不得好死，在封建史上实在是常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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