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利益之争往往也是生死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在事关一个局成败的关键时刻，谁有魄力摆出决战的姿态，谁就有可能获胜。有时，为了胜利，难免采用残酷手段，并无仁义可言，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历史并不按照道德原则发展，而是利益斗争的结果。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阴谋手段，诬陷、策反、谋杀，而后大讲仁义道德，以建立统治秩序。唐初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事变”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隋末的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攻入长安，建立了大唐。在这场斗争中，他的几个儿子是他的得力助手。长子李建成深沉冷静、仁厚宽博，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勇毅果决、识度过人，尤其善于捕捉时机，全力搏击，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性格暴躁，但也很勇猛，被封为齐王（三子玄霸早死）。太原起兵后，李渊自为全军主帅，建成、世民分率左、右军，元吉留守太原，保证后方的安全和军需供应，一切都直接控制在李家父子手中。对这三个儿子，李渊是非常得意的。
但三个儿子中，还数李世民最有才干。他从小爱习武，不喜读书，胸有大志。在太原时，他不足20岁，见隋朝倾危，便暗中散财交结才俊之士，有重定天下之心。在策划起兵的过程中，李渊深藏不露，李世民总是积极催促，显露出野心勃勃的个性。李氏据长安后，全国仍处在各支军事力量并峙割据的状态，称王称帝者甚多，谁能取得最后成功，还未成定局。从武德元年到武德七年（618—624），经过七年的战争，先后六大战役，唐王朝才完成了统—天下的大业。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东征西讨，荡平群雄，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即便说唐朝的天下一大半是他打下来的，也不过分。但应该说明，这里面也有特殊的原因。按照历朝的习惯，太子作为皇权的继承人，向来是不轻易出征的，其主要责任，是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稳定中央的权力结构。所以，也很难说如果由李建成担任军事统帅，其结果会怎么样。因为在太原起兵后打到长安的军事行动中，他也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太子镇中，而以其他皇子分领兵权，这是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这一策略有其显著的优点，就是太子和中央政权各个部门的关系及与朝廷各大臣的关系比较稳固；也有其显著的弱点，就是太子不可能建立显著的功勋，只能依靠人为的政治安排和公认的“立嫡以长”的道德原则来维系他的地位。当其他皇子功劳太大时，太子的声望难免受到影响。而唐初的皇室，又有特殊的情况：李渊本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又畏惧战争的劳苦，李元吉的才干有限，这就使得李渊过多地倚靠次子李世民。而李世民不但才识过人，而且雄心勃勃，正好利用这样的机会，不辞辛苦，甘冒风险，争城夺地，一次又一次立下大功，威望日增，盖过了李建成。
还在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带着俘虏王世充、窦建德返回长安。入城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这位年方二十三岁的秦王身穿黄金甲，后随二十五员大将，上万骑兵，前后有军乐队吹奏着雄壮的凯旋曲，声势浩大，威风凛凛，行进在长安大街上。市民争相观望，欢呼不绝。李世民骑着骏马缓缓前进，心里想着前不久在洛阳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和王府中的主要谋士房玄龄穿了平常百姓的衣服，去求见著名道士王远知。他们来到王远知所住的地方，还未派人通告，道士已经迎出门来，深深一揖，口中说：“诸位中间有一位圣人，莫非是秦王么？”李世民大吃一惊，只好承认。道士又说：“大王将为太平天子，望好自珍惜！”李世民摇摇手，道士也不再说下去。这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夜不寐时，“太平天子”这句话总在耳边萦回。
难道帝王真有天命吗？这，他不太相信。王远知的这番言论，很可能是房玄龄事先安排的。秦王府中，房玄龄心机最深，也最知李世民的心事。每打下一个地方，别人都忙着收罗金银财货，房玄龄却只管清理官府中的图籍文书，访问当地的人才。他知道，房玄龄这样的人，不会甘心一辈子做一个王府中的幕僚。不管这事是否出于房玄龄的安排，总之，自己对王远知的态度，已经显示了愿为“太平天子”的欲望。其实，秦王府中的将领、谋士，有几个不是想着他终将成就大事，才死心塌地跟着他的？
想着想着，已来到太庙。在这里，李渊设下了盛大的酒宴，按照古制，举行“饮至”之礼。即一边欢饮庆贺，一边报告战果：杀敌多少，俘虏多少，攻城掠地多少，缴获多少。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太子建成唤着世民的小名说：“二郎此战，功盖天下！”兄弟相视一笑。
这年十月，李渊给李世民别出心裁地封了一个新的官号——“天策上将”，说是因为过去所有的官名都不能与他的功劳相称。李世民很得意，但也知道父亲决不会改变兄长的太子地位。他借口天下已经渐渐太平，在“天策府”（实际也就是秦王府）中设“文学馆”，收罗四方文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十八学士”。这些学士分成三班，轮流在府中值守，秦王从宫中回来，就同他们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但“文学馆”并不注重“文学”，“十八学士”也并不是学者，这是李世民的智囊团。其中很多人后来相继做了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更是“贞观之治”中杰出的政治家。
太子李建成决非平庸之辈，他的手下，也收罗了大量人才。如魏征、王圭、韦挺，都是超群出众的俊逸之士。武德五年（622）底，河北刘黑闼第二次举兵叛乱，魏征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殿下只是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未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今刘黑闼乱于河北，殿下当亲自率兵前往，取得功绩和声望，并与地方豪杰相联络，以求安全。”建成表示赞同，获得李渊的准许后，带着魏征，率领大军出征河北。一战成功，而且采取各种政治措施，在河北建立了稳定的统治。这一次军事行动，虽不能压过秦王过去的战绩，但也显示了李建成的才能。还有，李建成和李元吉同往河北，两人结成共同对付秦王的联盟，整个形势明显地向不利于李世民的方向发展。元吉之所以从中立转向偏袒长兄，是因为建成许诺以后立他为太弟，即皇权继承人。
到这时，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对立，已经日益明朗。双方想尽办法，设陷阱、挖墙脚，削弱对方，扩大自己的力量。
在交结后宫这一着棋上，李建成做得比李世民成功。李渊晚年纵欲享乐，宠妃成群，几年之内便生了近二十个儿子。这些小皇子的母亲，也需要日后的保障。从总的情况看来，李建成是占优势的，她们容易倒向李建成一面。而李建成也知道这些女人整天围绕着老父亲，说话有力，也竭力奉承，经常拿金银珍宝去讨她们的欢心。据说，李建成同父亲最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还有肉体的交往，这就说不清了。如此，李建成不仅在父亲身边建成了一个宣传机构，实际还建成了一个情报网。所以李世民对这一点十分恼火，在密奏中指控建成“淫乱后宫”。但李世民虽说性格刚烈，软功夫不及大哥在行，也绝不是毫无动作。他多年在外征战，有的是钱财，也源源不断送进宫去。他的妻子长孙氏，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女性，为了丈夫的事业，也经常在宫中活动。她以孝顺温良的形象，在公公面前为丈夫博取好感，和宫中的妃嫔，也有很多联系。应该指出，李渊绝不是—个昏庸的君主，他虽喜欢女人，但她们对他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后宫势力，对李氏兄弟的成败，没有很大作用。正史中这方面的记载，是有意夸大的，是借女人祸国的陈辞滥调，来间接贬低李渊。
作为明智的政治家，建成、世民都知道人才的可贵。他们除了各自收罗人才，还竭力从对方挖走人才。一次，李建成派人给李世民手下的骁将尉迟敬德送了整整一车金银器物，表示愿和他不论尊卑，平等结交。尉迟敬德断然拒绝，并将此事报告李世民。李世民很可惜地说：“将军何不收下？别人纵然把黄金堆到天上，我也不会怀疑将军，收下后，就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密谋了！”同样，李世民也在打李建成手下的主意。在这方面，他比李建成做得成功。他的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对李建成的僚属或亲信的策反活动。
某郡某布店，黄昏时来一客。看定布匹，计值八千文，令店伙同往取钱。至则有老妪在室。客指伙谓妪曰：“日间言定八千之数，交彼不误。”妪唯唯。客曰：“我觅裁缝去矣。”抱布径出。伙坐待良久，妪提纸钱出，曰：“先取四千去，余容穿齐补交。”伙骇问故，妪曰：“客日间以钱四百，嘱穿纸钱八千，约同人来取。天寒日短，人手又少，故未能如数也。”伙闻言，始知着骗，而客已无从寻觅矣。说者谓客殆视市井中人，形同鬼魅。故即以鬼所欲得者骗之，然而虐矣。
此外，在朝廷大臣、地方将领中，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从上到下，渐渐形成了支持太子和支持秦王的两大派。
更直接的做法，是相互谋害。据说，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去，李元吉竟然埋伏了刺客，准备杀死李世民。李建成知道后，加以阻拦，才算作罢。恐旧李建成也并不是不想这样做，只是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又有一次，李世民在李建成府上喝酒，回来后咯血不止，李渊知道了，也很怀疑，对李建成说：“秦王不善饮，日后勿再夜聚饮酒！”这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建成的毒药不行，也说不清了。似乎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现存的史籍中，大量记载的，是建成、元吉如何谋害世民，而丝毫没有世民谋害兄弟的事实。其实，李建成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所以，更需要采取阴谋手段的，理应是李世民；而且最后以阴谋取得成功的，也是李世民。只是由于缺乏记载，后人也就无从说起。但至少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变，其中有许多可疑之处。
杨文干曾宿卫东宫，与李建成关系密切。后出为庆州都督，辖地相当于今甘肃省接近陕西的部分。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带世民、元吉去仁智宫（在今陕西耀县）避暑，建成留守长安。据史书记载，建成私命杨文干招募勇士送到京城，乘机发动兵变。后被人揭发，杨文干遂举兵反叛。但这事在唐人笔记中，却被记载为“人妄告东宫”，是一场诬陷。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那一段时期中，李建成一直在扩大东宫武装，意在防备秦王府的力量。他叫杨文干送勇士来京，属于同样性质的举动，并没有叫杨文干搞兵变的意图。因为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不会这样蠢。但这样的举动，也是属于非法性质的，所以李世民就抓住不放，夸大事态，叫人告密，挑动李渊的猜疑心理。
果然，李渊接到密报后勃然大怒，下诏到长安，召李建成立赴仁智宫。李建成匆忙赶到，只带了十余骑卫士，见了父亲，叩头谢罪。李渊怒斥不止，李建成悲愤难平，跳起身来向墙上撞去。李渊仍然怒气不解，叫人把他看押起来，一面派人召杨文干。使者到了庆州，把真情向杨文干说明，杨文干吓坏了，知道这事绝无善果，索性就举兵反叛了。
于是李渊命李世民率军平叛。临行对世民说：“杨文干的事与建成有牵连，恐怕会有不少人响应，你要赶紧去，事成回来，立你为太子！至于建成，我不愿杀他，可废为蜀王，地方偏僻而狭小，容易钳制。他如不能奉事你，也不难擒拿！”这恐怕是李渊第一次产生改立太子的念头。
但李世民出兵后，很多人都为李建成说话，对实际事态加以分析，指出他身为太子，决没有无故谋反的道理。李渊想想这也是实情，明白根由还在他们兄弟之间的争夺，就把李建成放回长安，仍为留守。只是把罪名统统推给东宫与秦王府的属僚，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出去。这一场事变虽然糊涂了结了，但从事后李渊对建成更为信任的态度来看，他内心中对这件事并不糊涂。而李家兄弟间的怨恨，则更深了一层。
总之，武德六年以后，李家兄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渐渐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且，唐朝的政治也十分混乱，皇上的命令，太子、秦王的命令，常常相互冲突，官员们没有办法，只好谁的命令先下来就照谁的办。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那么，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到底持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作为父亲，他在兄弟三人之间，并无明显的偏袒；但作为皇帝，他却知道必须维护长子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常规的处理方法，也很难怪李渊有多少不对。所以，李世民的势力逐渐受到抑制。只是，李渊既不能操之过急，以防突然发生意外，也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可以与李建成相互牵制。在帝王的家庭中，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任，何况他的儿子，一个个都那样英雄了得！
但情况总是在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自武德五年以后，李世民再没有特别的战功可以夸耀，李建成却在他之后完成了平定河北的重任。杨文干事件，未能动摇建成的太子地位，反而使这一地位更为巩固。李渊“立嫡以长”的观念不可改变，朝臣和地方将领中支持太子的也比支持秦王的多。
处在优势地位上，李建成对付李世民的办法，是在李渊的支持下，一步步削弱其力量。武德七年，李元吉在李渊面前诬陷尉迟敬德，敬德被逮下狱，定了死罪。李世民用强硬的态度坚决要求把他放回，总算幸免。同年，李世民的另一员战将程知节被调任为康州刺史，程知节拒绝赴任，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股肱羽翼，快要被人剪除干净了，自身还能久安吗？知节拼死不去，愿大王早日决断！”
房玄龄、杜如晦是秦王府的主要谋士，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中可畏惮之人，唯有房、杜。”他们又向李渊提出，房玄龄、杜如晦一向挑拨李氏兄弟不和。李渊下令两人离开秦府，从此不许接受秦王的指示。他们暂时还留在长安，不知下一步会遇到怎样的处置。
终于发展到最严重的一步。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兵寇边。按惯例，一向是李世民督军抵御，但这一次，李建成却提出由李元吉领兵。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不让李世民再度掌握兵权；而李渊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竟表示同意。不仅如此，李元吉还提出要调秦府勇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一齐跟自己出征，并要求将原归秦王指挥的精兵调拨到他的麾下。这是釜底抽薪，如果答应下来，秦王府就成了空架子，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处在劣势地位上，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办法，只能是阴谋政变，突发制人。
早在武德九年以前，秦府中的僚属就在考虑这件事。房玄龄曾对长孙无忌说：“如今嫌隙已经构成，一旦祸乱突然发生，秦王府绝无侥幸之望！生死存亡，有时不容丝毫之差，今日正是如此！”他们会同杜如晦明确劝告李世民：必须赶紧下手，诛灭建成、元吉！
等到房、杜两人被逐出秦王府，形势更为紧张，剩下的僚属加紧策划。
当李渊同意调秦府战将和兵马归齐王指挥时，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来见李世民，宣称：如果再不动手，他们就要离开李世民，逃窜保命，总不能束手受戮！当然，李世民也不可能服从李渊这一道要命的诏令。他派长孙无忌悄悄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商议大事。谁知他们的回答是：“奉旨不许再与大王相见，如果私自前来参谒，必然因此丧命，故不敢遵令！”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秦王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不愿奉陪。李世民大怒，“玄龄、如晦竟敢背叛我吗？”拔出一把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一下，如果两人果然不肯来，就砍下脑袋提来见我！”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再去见房、杜，告诉他们：“秦王已下决心，不必迟疑了！”于是房玄龄、杜如晦打扮成道士，悄悄地进了秦王府。一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胆的局，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了。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上密奏于李渊，是他们布下的一个诱饵。
按照正史的记载，六月四日李世民之所以突然下手，是因为事先李建成与李元吉已经谋划好，要在李元吉出征的饯别酒宴上，埋伏刺客当场杀死李世民，然后再杀死尉迟敬德等人。李建成的一个属下将这消息密报给李世民，他不得已，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完全是谎言。其用意，不过是为李世民六月四日的阴谋政变制造充分的根据，为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作一种道德上的美化。李建成的整个计划，是对李世民的力量逐步加以削弱。如果李世民乖乖交出兵权，放走秦府的几员战将，他不过是个空头王爷，哪里还需要设什么“鸿门宴”？政治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但李建成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似乎完美的计划，直接造成了自己的灭亡。这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他的优势太充分了。
李世民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在长安城中，他根本无法调动军队。能够动用的武力，只有极有限的秦王府卫队和暗中蓄养的武士，总数不过几百人。而太子东宫的卫队，按照规定，规模比秦王府大得多，再加上齐王府，总数有几千人。这些卫士，也是经过反复挑选和训练的勇士。不仅如此，由于太子多年镇守京城，京城的几万禁军，名义上虽不属他管辖，而实际上，将领大都是他的亲信。这样的力量对比，他怎么会想到李世民敢轻举妄动呢？过去，李渊因为他们兄弟不和，曾设想把李世民派到东都洛阳。但李建成认为，世民一旦去了洛阳，占据一方，手握军队，便谁也奈何不得。所以他想尽办法，劝李渊改变了主意。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留在长安，不过是个匹夫，容易对付！”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所有的人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不明白：李世民究竟有什么样的胆魄！
六月三日，李世民上密奏，李渊派人约李建成、李元吉次日一早进宫。同时，后宫情报员张婕妤将李世民密奏的内容转告了李建成。建成召元吉商量，二人都感到李世民上这样的奏章，必然有相应的举动，事态将会变得严重。元吉说：“当令宫中卫队戒备，推称有病，拒绝入朝，以观望形势。”建成说；“这不是自认有过吗？为防意外，我已令京城各处兵马严加防范，有何可惧？当与弟入宫参谒父皇，问明究竟！”
次日一早，李建成、李元吉只带了几名亲随，由玄武门（皇宫北门）入宫。负责玄武门禁卫事务的常何，过去曾跟随建成出征河北，建成对他很放心。进入宫门，一片寂静，只有几名卫士守立大门两侧。建成与元吉缓缓前行，前面就是临湖殿。忽然，建成发现殿侧有人影闪动，大吃一惊，说声；“不好！”立即拨转马头，欲向宫外驰去。此时，世民一马跃出，大叫：“大郎停下！大郎停下！”
建成稍一犹豫，而元吉已经看到从临湖殿两侧有数十骑人马狂奔而来。他赶紧拉弓搭箭，向世民射去。元吉素称勇猛，然而这时心急慌忙，弓未拉足，就将箭射出，一连三次，都未射中。世民却勒住马，稳稳一箭，正中建成后背，建成应声落马。
在这片刻之间，尉迟敬德率领数十骑赶到，一阵乱箭射来。元吉身中一箭，坠于马下。回头望时，见世民的乘骑受了惊，向路旁树林中奔去，被地上枯树枝绊了一下，将世民死死地摔倒在地。元吉急奔过去，将世民手中的弓夺下，用弓弦紧紧勒住他的头颈。这时，尉迟敬德跃马冲来，狂呼：“逆贼大胆！”元吉赶快放下弓，拔腿就奔，想逃入父亲所居住的武德殿。尉迟敬德岂敢放松，纵马狂追，连射数箭，将元吉杀死。
一阵骚乱，片刻过去，玄武门内，又突然恢复了平静。
混乱中，建成的一名亲随逃出，刹那间已来到位于皇宫东侧的太子宫府。东宫卫队将领冯立听说太子已被秦王射死，叹道；“生受其恩，不可畏死避难！”立即率同其他将领，召集东宫、齐王府精锐卫士两千人，直驱玄武门。
这时玄武门内一阵搏杀刚刚结束，喘息未定，只听得宫外马蹄声如暴风骤雨，呼啸而来，转眼已接近宫门。世民手下勇将张公瑾身高力大，急忙将两扇沉重无比的大门关上。刚落下门栓，对方前锋的马头，已撞到门上。冯立等见大门已关，随即指挥兵马列成阵势，找来大木，开始冲撞宫门。宫中李世民的人马，不足百人，一旦宫门冲开，情势极为危险。
在玄武门旁，有守门卫士的营房。将领敬君弘、吕时衡，同负责玄武门禁卫的常何一样，早已被李世民收买。他们见形势紧急，不顾兵力不敌，率领卫士们大声呼喊着从侧旁攻来，与东宫兵马恶战成一团。刀光闪动，鲜血飞溅，宫外杀声不绝。对宫门的冲击，暂时被阻止了。
另一边，在秦王府中，卫队和平时暗中蓄养的勇士，早已被召集起来。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亲自慰勉将士们奋力作战，而后这一支精锐就向玄武门开来。整个形势，稍有缓解。
东宫将士见玄武门不易攻下，忽然掉转方向，去攻打皇宫西侧的秦王府。秦王府空虚，房玄龄等只好闭门坚守。听门外狂呼乱叫的声浪，人人惶恐不安。这时宫中尉迟敬德手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脑袋，带了几骑卫士，赶往秦王府。他高举手中的人头，大喊：“太子、齐王谋反，秦王奉皇上诏命平乱。今首恶已诛，与众人无关！”东宫和齐府的卫士们见主人已死，无心再战，纷纷扔下兵器，四下溃散。几位将领见势不妙，也赶紧逃窜出城。至此，战斗已告结束。
李渊与裴寂等人在海池泛舟，等待三个儿子入宫，久久不见人影，忽然有卫士来报，说玄武门有人作乱，情况不明。李渊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召集宫中侍卫，一面派人外出打探。这时，尉迟敬德身穿盔甲，手持长矛，身上血迹斑斑，闯入宫内，来到李渊面前。李渊惊惶地问道：“是谁在宫外作乱？你来这里要干什么？”敬德屈膝施礼，回答洪亮有力：“太子与齐王作乱，秦王已举兵诛灭！恐惊动陛下，秦王特命臣入宫侍卫！”
李渊吓得面如土色，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今天见到这样的事！却如何是好？”裴寂一向偏袒建成，这时默默无语。萧瑀一向支持世民，对李渊说：“秦王功盖天下，四海归心。陛下只要立他为太子，将国事交托给他，必然无事！”李渊渐渐镇定下来，说道：“很好，我也久有此心。”
乾隆制钱，“隆”字下有铸作“NFEFB”字者，殆当时钱局偶尔书成别体，无甚深意也。某年，忽有客至海门厅，嘱各钱肆云，欲搜罗此等钱，愿一文偿二十文，且交银洋百枚为定。诘其故，云此钱中含有金屑。于是各钱肆搜于各乡镇，以十文购一文，逮积至数百千，则此客已不知何往。各钱肆赔累有差。细求其故，盖客先自携此钱数百千至海门，逮各钱肆购此钱时，则彼阴使人出售也。
玄武门事变，从当时整个政治形势、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一个极其大胆和冒险的行动，其成功的把握，实在并不大。关键就在于，李世民和他的谋士敢于选择这样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细心谋划，长久准备（收买禁军将领，必非一日之事），突然下手。当然，李世民也别无办法。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这里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个人气质。而李建成的失败，就在于他优势意识太强，既想除掉李世民，还想同时保住仁人君子的美名，结果自遗祸患，死于非命。正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权力斗争中，充满风云变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并不怎么相信优势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优势状况下也及早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个可能的对手尚未成为真正的对手时，就加以消灭。
从道德上讲，“玄武门之变”不算正义的。我们只能换—个标准，即像李世民那样有才能的人，也就有权去争夺他所渴望的东西。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正义”了。说到底，历史并不是按照道德原则发展的，玄武门事变的道德评价，似乎也不重要。我们不妨从做局的角度看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危机处理案例。在处于劣势的局面中，在没有退路的时候，一定要有果敢的精神和决斗的勇气，这样才可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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