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扶贫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的会议消息是在《海山日报》A版的头版刊登的，周望平时只看A1、B1版的稿子，这天他审阅过报纸的大样后提出两点看法，一是会议消息放在头版头条位置不合适，因为同一版上有更重要的消息“国家煤转油大型企业将落户海山”；二来仅一个会议消息就达二千多字显然太长，类似这样的报道六百到八百字最为合适。周望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说：“最近一年来，市委、市政府在能源开发方面有许多新的举措，包括最近引进的这个一百万吨的煤转油项目等，这是我市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当前和长远结合、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海山经济将出现腾飞的一个好兆头，形势十分令人鼓舞。作为新闻人，我们更应该多把视角对准这些全市人民最为关注的焦点事件。”他拿出一份资料接着说，“近两年来，国内外许多投资者对海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是最新出版的《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研究和关注的正是我们海山市，文章首先对我市能沉住气、对资源开发进行多方科学论证的做法给以肯定，同时分析了海山目前已签约和正在谈判的项目情况，认为我市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根据各种资源成分的不同，努力做到有效成分的最大程度转化和利用；二是能源与工产品联产，一般工产品与煤、电、油、气、化工产品联产，通过动力循环和化工循环相结合发展发电和生产化学品的多联产技术，通过产业链的‘链接’，形成资源共享、副产品互用的循环圈；三是经济和环境效益同时抓，注意整个系统的规模经济效益，注重整个子系统过程的效率、污染物的源头控制和回收利用。通过转化技术的优化集成、‘吃废吐新’的环境生态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从而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最佳，被专家们赞誉为绿色工业经济。人家南方的经济学家都研究到我们这里来了，难道我们的媒体就无动于衷吗？”
《经济研究》上的说法一点儿不错，海山市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环境薄弱的问题，提出“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的三个转化目标，开始全面启动循环经济战略和环保战略工程，这是尚进书记运筹帷幄的结果。这两年来，市里领导的主要精力放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上，以确保一批技术先进、发展潜力大、环保要达标、低耗能、大规模、高效益的龙头项目入驻海山。目前，包括一百万吨煤转油项目在内的装机480万千瓦的特大型火电厂、年产二百万吨的甲醇厂和电解铝厂等一批项目采取独资、合资或者和地方联营、承包老厂进行技术改造等办法纷纷开始落户海山，在这些投资企业中有两家是世界500强企业，目前的总投资额超过了1300亿元。由两家国企和股份制个人财团投资兴建的一条电气化铁路即将开始动工，三年后建成将极大地提高工业品的运力。更为可喜的是，所有项目的环境评估都完全按照国际标准要求，项目尚未启动，环境保护工作首先开始。
如此大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应该说也给新闻带来了富足的资源，然而周望觉得作为正报的A版总体来说配合中心工作的特色报道不很明显。不过，欲速则不达，必须承认多年来落后的体制和计划经济指导下报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要彻底地改天换地不是容易的事情。周望默默地注视着，和其他党报比较着，自己每月对各类文章进行分类统计，从一年里汇总的A1版上的统计结果中看出，市上几套班子的活动和会议报道依然是主打，占到32%；配合党委工作中心的专栏稿占11%；城建及环境类报道占14%；农业类报道占7%；典型报道占5%；经济报道占8%，剩余的则是其它报道。这些报道一类是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策划和组织的系列板块化报道；一类是日常重点报道，主要是经济、城建报道，另一类构成便是市上五套班子的党务政务行为，作为党报的常规报道占到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些报道究竟缺乏什么呢？周望对比着其它报纸和许多材料，看出了问题。从报道的立意上看，这些报道缺乏“强势、典型和超前”三个引导和“工作报道”一个中心，强势引导必须要围绕一个中心，紧扣一个焦点，整合新闻信息资源，进行高密度强渗透力的信息传播，对受众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典型引导一般以典型报道服务大局，使报道深入，有启发性、呈立体化；超前引导立足于工作的开展，让媒体和公众产生联动。作为党报来说，中心工作报道是党报的最大优势，如时政新闻、经济新闻、重大主题报道、发展报道等，可目前这个优势发挥得不是很明显。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便可对症下药。周望要求韩水平开始组织力量全力策划和运作好那些围绕中心工作的报道，以充分体现党报在占有新闻信息资源和合理配置新闻信息资源的眼界和能力，全力推进正报大刀阔斧的改革。
对于A版的评价如此，作为专刊的《第一声问候》的B、C、D的12个版周望总体给了一个六四开，六分是满意的，主要满意的是这些文章立意新颖、写法独特、贴近生活，特别是《普通党员旁听市委常委会》、《市长的权力清单》和《弦上弓箭，蓄势待发——海山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能源开发》等一批稿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好地传递出海山市有条不紊地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最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信息。另外，《海山城有部分市民亟待一缸酸菜的救助越冬》、《穿越下岗人群》等关注民生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四成的不满意里面，主要表现在服务意识不到位和舆论监督力度不够两个方面，特别是舆论监督没有形成力量，未能给市里的中心工作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没能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共鸣。服务的欠缺体现在形式和内容的单调化上，比如每天都在头版醒目地刊登一些常用的电话号码110、119和煤气、供水、电力抢修等服务性单位的地址电话，可只是死板教条的一连串数字，没有真正贴近老百姓、像服务于家人那样把他们的服务工作跟上，如前一阵子银行调整了存贷款利率，报纸只是死板地转发新华社的利率调整消息，可国家为啥要调整利率，这和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多大的关系，面对利率的调整储户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读者更为关心的问题却连个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都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至于舆论监督，这一年来B1版的倒头条位置倒是留给了监督报道，有看点的多是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反映海山市的监督报道缺乏重大事件和有影响力的稿子，缺乏独家报道，普遍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如这个巷子垃圾成堆，那条马路污水横流，再就是路灯不明，街头随意摆摊设点这类报道，而几篇稍微有力度的报道，其中一篇反映某乡政府采取瞒报手段套取了国家三万多元退耕还林专款的事件和另一篇海山市中医研究院天价药费坑民的报道还都是和《牵手百姓报》同时推出的。他多次强调在舆论监督上必须体现独家报道性，据采编部的同志讲，他们的采访也都是独立进行的，但次日人家也刊登了这样的稿子，当然他们的文章内容差了点，好像是本报稿子改头换面后的翻版，几乎看不出他们有啥新的内容。周望心里一直为这事嘀咕。总的看，报纸上所刊登的舆论监督文章快成了社区里絮絮叨叨的老大妈了，有时候他甚至这样想，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否和自己有关呢，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理论影响到自己办报的思想了？是自己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双六”做法反而束缚住大家的手脚吗？
在周望的困惑中，市委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传达中、省有关会议的精神。尚进书记亲自到会并在会上就舆论监督问题发表了重要指示，他针对近来媒体对于外省某个报纸推出的“所有监督稿件必须和当事人见面并要当事人签署意见”的做法提出不同的看法，谈了个人的意见，认为这是“打老虎竟要和老虎商量”式的舆论监督，这样的监督“老虎是肯定不同意的”。尚进讲道，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的功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目共睹，可为什么怕揭露危害人民、危害国家、危害党的人和事？你捂着，盖着，群众就会想，政府是向着贪官的，不是和群众一条心。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的皮肤上没有长脓包，也没有伤口，摸它一下没有事。而如果皮肤上出现了脓包，却因为脓包一碰就痛就叫，便摸不得碰不得，可不碰不摸的话，脓包会越来越大。所以脓包要碰，盖子要揭，而且要天天揭。近来，我们的媒体揭露了不少，但令人欣喜的是，天并没有塌下来，除了因为空气污染天不那么蓝之外，一切都很安全。所以进行舆论监督，揭露腐败，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收获甚丰。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是关心他们的，是为他们服务的，是为他们说话的，是和他们一条心的，这样有多好啊！所以，他认为国内外、市内外发生的大事，根本不存在该不该报道的问题，而只是如何报道的问题，立场不反映在报道还是不报道上，而是如何在报道中得到体现。他希望海山的媒体要发挥作用，配合党委政府和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把舆论监督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真正使舆论监督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必须要做到舆论监督不能放空炮，对于那些群众反响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事情，纪律监察部门一定要以此为突破口，一查到底，查出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姑息养奸。
会前，尚进和周望交谈了几句，对于海山日报改版以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其办成全省乃至全国同类报纸的佼佼者的愿望没有改变，尚进拍着周望的肩膀，说自己有信心等到这一天。
在《第一声问候》创办之初，周望强调每期报纸必须留下头版倒头条位置作为舆论监督板块，以引起老百姓的关注和推动党委政府的工作。为了把这个板块做好，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上长期的观察与思考，总结出舆论监督要遵循六个基本要素和要把握好的“六性”原则，六条要素是“风险抵押”常绷弦；“舆情警醒”常敲钟；“内部审读”常揭短；“要件送审”常避险；“出版安检”常防范；“持证上岗”常自省，对敏感的问题多关注不煽情，对热点问题求化解不浇油，对难点问题只帮忙不添乱。而“六性”即是批评的目的立足建设性；批评的问题把握倾向性；批评的火候掌握时宜性；批评的事实必须真实性；批评的数量做到适度性；批评的方式注重艺术性。“六要素”和“六性”观点一出，的确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省里的新闻研究刊物都向他积极约稿并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舆论监督必须注意的“六性”和“六要素”》的论文，一时间似乎成为全省新闻圈子里的热门话题。那天，他无意坐到新闻采编部某位编辑的办公桌前，竟发现他的“六性”和“六要素”被打印得工工整整，压到办公桌玻璃板下面。他又随便转了几张桌子，发现有的贴在墙上，有的压在玻璃板下面，他问两个编辑如何看待“双六”，他们异口同声说这是我们工作的行动指南，主任给部里每人发一张，要求作为座右铭。周望认为自己总结的六要素和六性到现在来看也是很正确的，毕竟是自己多年来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经验的总结，但现在以这样的形式有如教科书般地影响着大家，则是大可不必。一个记者面对好的新闻事件和舆论监督线索，是先去采访呢还是先在脑子里拿着条条框框来对照，还没去采访记者便有了精神枷锁，这怎么可能采来好的新闻作品呢！真不知道这些本来就没有创新意识的主任们是怎么想的。周望意识到“双六”的负面影响，于是决定要突破。这突破绝不是口头上的突破，必须通过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新闻作品来取得，所以，他寄希望于左韵能引发这场“地震”。
市委宣传工作会后，为了使舆论监督报道取得新的突破，周望这段时间把精力投到这方面，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新闻采编部，和编辑记者们进行交流，接听热线电话，然后共同分析每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当然，舆论监督线索不像夏天在街头买西瓜，随便啥时都可以买到，且还要挑拣，要用沙里淘金的认真劲来对待这件事情方才有可能做好。
这天晚上，周望再次来到夜班室，仔细查看当天接听的新闻线索记录。在两大张记录里，几段寥寥数语的记录引起他的注意，这是有关“宝寨县有一个副县长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在煤炭公司里兼职”的事情。联想到半年多前，市纪检委召开过专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纪律监察部门必须严格清查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问题。当然，这样大规模的清查行动也不是海山市里能决定的，而是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提出的要求。海山这几年能源经济的发展势头很猛，肯定会带动大量人员在企业里兼职，周望顿时感觉到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他当即找来记者部主任，要求他沿着这条线索进行采访。几天后，几篇系列报道的稿子便呈送到他的案头。
原来，宝寨县煤炭公司是在大开采的背景下县里组建的一个新公司，鉴于对公司经理一职争抢不停的情况下，县里决定由主管煤炭的副县长兼任公司经理，这样口子一开就难以收拾，这个县目前不仅煤炭公司由县里领导兼职，后来办起的石油开采公司、盐化公司等经理职务都是由公务员兼任的。而且这些公司里大量的职工也都是双重身份，许多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既领着企业的工资又吃着县财政的饭，是典型的“红顶商人”，社会反响自然十分强烈。
监督县级领导对《海山日报》来说绝对属于重大事件的监督，如要以内参形式发的话周望还可以定夺签发，但他想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以便引起更大的反响，同时对于提升报纸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按照新闻稿件审核原则，他拿着这组稿件到市纪检委找领导签字。纪委书记仔细看了稿件后频频点头，认为这个事情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市里接二连三地召开了多少会议，可工作却一直停留在文件中，落实在口头上，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于是他爽快地提起笔，不仅签发了同意，而且还颇为激动地批示道：中央三令五申不容许党政干部在任何企业里兼职，为啥我们的一些地方对上级指示置若罔闻有令不行呢？希望《海山日报》能披露事情的真相，找出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拿到尚方宝剑，周望又好好地策划了一番，本来在头篇稿子见报时就应该附上市纪委书记的批示，但为了营造出一个强大的舆论氛围，纪委书记的批示专门放到次日见报，以提高本报的影响力。《海山日报》破天荒地把这组稿子放在A1版倒头条位置发了出来，大号黑体标题是：
宝寨县有百余名“红顶商人”
本报讯宝寨县置上级三令五申“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任何企业里兼职”而不顾，目前仍有三名副县长在近年来新创办的国有企业里兼任经理职务，在他们的率领下，该县还有百余名干部在企业里兼职，他们既拿企业工资，又吃财政饭，“双保险”的做法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次日，《海山日报》刊发了市纪检委书记的批示，并配上在街头随机采访的各类群众的说法。
第三日，跟踪报道了市纪检委和市委组织部抽调工作组深入宝寨县进行调查的消息。
大约在一周后，《海山日报》对于此事进行了总结性报道：
不久前，本报连续三次报道了宝寨县三名副县长以及百余名党政机关干部在该县国有企业兼职一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市纪检监察部门的督察下，当地政府迅速展开了“红顶商人”的调查清理工作。到昨天，该县已免去了三名副县长在企业兼任的经理职务，其余人员也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三十一名财政供养的党政干部回到了原单位，另外八十二名人员留在了企业，与政府部门彻底剥离脱钩。另据了解，海山市其他各县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问题，目前市纪检委已发出“倒计时”清查令，要求这些县区在两个月内清理“红顶商人”问题，否则将按照党纪严肃处理。
大约过了三个月，《海山日报》在刊发“市纪检委召开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工作总结大会”消息的同时，刊发了三千多字的“我市清查党政干部企业兼职纪实”通讯，还配发了“只有政令畅通，才能政通人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市纪检委书记在总结讲话中用一连串数字说明了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全市一共清查出四十一名县级、二百一十一名科级领导和五百一十二名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问题，到目前已全部得到清理。报告特别提到《海山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力地促进了此项工作的健康进行。会上，报社和五个县的纪检委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了市纪检委和组织部的表彰奖励。
就在这组报道陆续推出的同时，报社接到自称是石寨县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说这几天本县有一个叫刘宏伟的农民蹲在政府大院要跑项目的提成，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是在看到海山日报社出现明显的变革后才打的这个新闻热线。报社一点儿不敢怠慢，组织起精兵强将深入到石寨。记者到县政府的时候已是傍晚，只见政府大门紧闭着，而在旁边的台阶上放着一个黄色铺盖卷，一个同样身着黄色军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正翘起二郎腿若无其事地唱着小曲。一个蓬头垢面连鼻涕都揩不尽的农民竟然也能跑来项目，实在是令人惊讶，简直就可谓是今古奇观。见是《第一声问候》的记者采访他，刘宏伟也显得异常兴奋，说自己以前最爱看的是《牵手百姓报》，后来发现他们好多话是要钱的，只要给钱就什么瞎话都敢掰，所以早和他们“狗得拜”了，而后喜欢上了你们的报纸。刘宏伟满脸得意地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片，连说在市场社会中，村里不按协议办事，这不成心叫我告状嘛！他拿着这个依据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给就层层上访，甚至敢把官司打到中央。根据他叙述的情况，记者又深入到乡村里采访了两天，很快便写出了下面这个“扶贫托儿跑项目”的新闻故事，没有多少主观的评论，只是客观的叙述，以期望在读者中能产生共鸣。
在石寨山区的瓦缸乡有一个叫刘宏伟的普通农民，因为他能搞到各类扶贫款而出名，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是“扶贫托儿”。刘宏伟能要到钱的“真经”是：各级的扶贫资金都是一锅粥，有权的人能叫粥端到跟前，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会哭穷也能分到一碗粥。而刘宏伟多年来就是个会“哭”的穷“孩子”。
刘宏伟在省城里当过武警，还在省政府站了两年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他一直与部队及以前的战友们保持着联系，而这层关系也成了他与各个扶贫资金发放部门建立关系的桥梁。为了能使这种关系牢靠，他想过不少办法，比如拿出家乡产的几斤杂粮，看战友家里忙，就主动地去买粮、扛煤气罐等，用诚心打动人家的心。
后来，他看到国家每年都有不少资金拨到乡村，便动了心思，把跑项目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先是拿村里的要钱报告，然后到县里、市里层层审批转报，每通过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请客送礼。等到过了市里到省里时，石寨当地产的花生、红枣等土特产再也打动不了人家了，有钱的时候请人家吃顿自己看起来算是像样的饭，或则送点烟酒这类礼品，一次少说也得七八百元，无钱时便厚了脸皮甚至到处长、科长办公室里倒痰盂。正是用这种拉关系、跑门路、厚脸皮的办法，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以村集体的名义先后要到了大小十一笔涉及到抗旱、打坝、教育和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八十多万元各类无偿资金。
按照事先和村里说好的，所有项目的前期投入均由刘宏伟个人负担，一旦项目跑到手后，不管款数多少都要给他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成。起先大多数村民认为，尽管刘宏伟积极向政府要钱要项目，他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但大家承认，没有他村里也争取不来扶贫资金，所以他拿点提成合情合理，于是便相安无事。当后来跑回来的钱多了，他再拿提成时，村干部和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有些过分了，便经常以种种理由拖拉。这次，他跑下来以工代赈的一个修桥项目，按照市里拨付的二十万元的款项，他要拿走提成五万元，大家便都发急了，因为本来修这座桥就需要三十万元，上面却只给了二十万元，等到被县里和乡里七扣八扣过后，真正到村上时只有十四万多元，修桥的缺口尚大，再将这么一大笔钱轻易地落到他个人的腰包，大家肯定都不干了。
为了这笔钱，刘宏伟说自己整整跑了一年多，劳神费力不算，仅垫付的差旅费、送礼费以及吃饭费就多达近四万元。“钱是我要来的，按照协议拿属于自己的那份这很合理”，他很是理直气壮。但闹归闹，因为钱不可能打到他家的账上，所以他拿着当时草签的协议找乡里闹，乡里不管，便到县里闹。目前，村里的桥没有动工，也没有任何单位和领导放话说刘宏伟的提成合情合理，所以，拿不到钱的“扶贫托儿”刘宏伟的故事似乎还要继续讲下去。
编后：长期以来，项目带动战略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但项目如何得来，是完全靠程序逐渐申报，等待漫长的批准呢，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采取“特殊方式”，上省城、进京城积极争取？或是采取像刘宏伟这样的方式跑？项目到手后，是否要明着暗着报销费用，拿提成？希望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扶贫托儿跑项目”一刊登出来，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报社自然来稿多达五千份以上。报纸不失时机地专门开辟了专栏，每天都有选择地刊登来稿。
有人认为，扶贫资金拨付无法可依，“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刘宏伟几年所跑来的近百万元扶贫款，多数是通过个人关系争取到的。“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从中刘慢慢摸出了门道，所谓的“机动性”也就是“随意性”。本来并不宽裕的“粥”，由于“会哭”的程度不同，“扶贫托儿”的能量有别，其分配就出现了不公不平的境况。
有人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这些资金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效益低下。他们举例说，上面按照设计下拨的建校专款到真正建设时，实际规模比原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平房，教室变小，阅览室、实验室不见踪影，建筑面积严重缩水且质量不容乐观；乡村公路本来是五米宽，修好后只有不到四米，而到验收的时候，领着验收人员到个别较宽的地段丈量一下便可以了。
有人在来稿中分析，这些积弊的形成关键在于扶贫开发尚缺乏钢性的法制约束，甚至是无章法可循。尽管有关方面称，为保证其安全运行，实行“开展参与式扶贫”、“推行公示公告制”、“实行报账制”、“挂职干部督导”四条监控措施，应该由中立机构对受扶对象进行科学评估，通过阳光操作的方式，防止随意性；对层层截留者，无论何级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扶贫奖金的使用效益应由国家审计部门依法审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对扶贫资金的下拨、使用、效益全过程实施法律监控，确保国家扶贫大政惠民益民，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随意吞噬的“大锅粥”。而在“扶贫托儿”那旮旯，这一切却“形同虚设”。
也有人说，政府应该重奖刘宏伟，就像黑客发现了网络的漏洞那样，他发现了国家资金使用中的弊端，这个发现一旦得到弥补，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报社领导的周望对这个话题所产生的社会反响颇为高兴，他也以“任文新”的笔名意即新闻人，写了一篇经济述评文章，直接质询“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前不久，一个农村里的“能人”寻到市里某项目管理单位讨说法，说自己辛辛苦苦跑市里到省城，请客送礼破费了许多，为村里跑来五万元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款，村里却没按先说好的40%提成给他，所以他要找上面“告状”。项目竟是在这样的刺激和奖励下跑来的，笔者感到茫然。
众所周知，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项目带动战略已普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举措，可是项目是从哪里来的呢？深谙此道的官员们甚至连老百姓都认为是跑出来的，因为“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于是，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同志的工作重点和不遗余力的事情，他们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进行大跑、特跑，有人还从中掌握了门道，跑出了经验，跑出了政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官员因为项目上的多而得到了提拔）。从局部看，这样轰轰烈烈跑来的项目的确给地方带来了不少的好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方经济得到了繁荣等。但从全局看，这样“跑项目”的背后究竟跑出了什么？据笔者了解，热热闹闹的跑项目背后至少跑出四个很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是跑出了一些管理部门的“老爷”作风。任何项目的上马最主要的是应该和当地实际相结合，但由于跑到门口的人过多，助长了这些管理部门高高在上、纸上谈兵的“老爷”作风，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只认跑到门口、求到跟前的，而不管科学论证和基层的具体需要，随意安排项目，显然是滥用了人民给予的权力，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与胡锦涛同志“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相悖。
二是跑出了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笔者以为，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在国家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中更多的是计划的成分，所以不应该通过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获得。项目的安排应是管理部门从国家发展的“一盘棋”出发，因地制宜地依照地域的不同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来进行考虑，这和盖一座大楼进行投标有本质的区别。但有一些人认为，国家既然安排了这些项目，那安排在哪里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跑项目就成为一场比速度、比力度的竞赛。孰不知，仅仅依靠人际关系、通过“公关”手段而得到的项目很难不脱离科学的安排原则和具体实际，更难确保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最大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可能跑出了腐败。众所周知，所谓跑项目其实就是拿着钱财和当地的“土特产”（有时候这样的特产甚至包括当地出土的文物）对项目管理者进行“公关”。显然，这样的过程多数就是权钱交易，滋生腐败堕落。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项目，本应该依据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可一旦这些公共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受到“跑”的影响，就会有失公衡，出现急需上的项目因“跑”的力度不大而上不了，本不具备条件上的项目却因为跑的力度大而大功告成。不客气地说，这样安排的项目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四是跑出了豆腐渣工程。任何一个项目的科学核算中绝对不会预算“跑”项目的成本，可一旦这些项目到了具体实施中，又有多少不剔除这样的成本呢？剔除“成本”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审计、被披露出来的专项资金遭到侵占、挪用的问题。大量的建设资金被人为地用做“公关”，其工程质量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最可怕的还不是“豆腐渣”工程，而是鼓励跑出了这样的项目并为此拨出“公关”经费的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大家知道，公共财政和资源的合理使用程度标志了这个社会的健康和文明程度，它的使用是非常严肃、慎重的，必须科学、合理，用尽量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效益，同时，这样的项目要受到方方面面地严格监督。显然，在时下千军万马跑项目的大潮中，笔者以为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项目决策机制已是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显得非常紧迫。
《海山日报》围绕“跑项目”之事引发的冲击波在省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省报也放下架子参与了进来，不仅将海山日报的文章做了重点转载，而且破天荒地发了四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出项目带动战略必须要尊重科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腐败等等。省报评论一出，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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