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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