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出望外，立命曾国藩就地署理湖北巡抚。咸丰的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闻讯，立即请求皇上召见，说有要事禀奏。咸丰正在兴头上，一见祁寯藻便说：髪逆（谓太平军）造反以来，朕派绿营（清朝正式编制军队）去剿，总是节节败退。想不到一个在乡丁忧的曾国藩，只练了一批乡勇，便取得这么大的战果！从今後，朕要命他专任剿匪之事，长驱东下。长江两岸各省督抚都要配合他，万不许作梗掣肘。你看这个构想如何？ 　　祁寯藻只讲了一句话，就将这个年轻皇帝（咸丰时年二十四岁）的热情全部浇灭，他冷冷说道：“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吾国自宋代以来，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性，皇帝们总是想方设法严格区别调兵（文官）和带兵（武官）的权限，并逐渐形成文重于武的风气。侍郎曾国藩本是文职官员，现在却带了一支堪称精锐的乡兵，居然有文武合一的趋势；先不论战事结果如何，单想一想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既熟悉文官体制又掌握军事力量的人物，皇帝立马就会觉得屁股下的座位不太牢靠。因此，祁寯藻语罢，咸丰先是一怔，接着便嘿嘿两声，不再说湘军的事，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曾国藩刚接到署理巡抚的诏旨，第二道密谕接踵而至：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而是加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与提督塔齐布一起率师进剿。不多久，禁宫里的君臣对话便传到湘军营中——当然，即使无人传话，以曾国藩之老成，必也能想象到收回任命状的本质原因——曾国藩按耐不住，对老乡刘蓉说道：祁某人也算我在京城的旧交，怎么竟鬼迷心窍，如此中伤我！幸好，除了祁氏这种操心过当、损人不利己的人以外，北京城里还有幾个明白人，例如同时执掌朝纲的肃顺和倭仁。他们通过或明或暗的修辞方式表达了对湘军以及曾国藩的信任，逐渐消除了咸丰的戒心，阻止了事态按照偏执狂的逻辑一步步恶化。 　　六年後，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咸丰无可奈何，打着“秋狩”的旗号，逃窜到承德避暑山庄。清点随行大臣时，咸丰首先点名叫祁寯藻来，半晌无人应答，一打听，竟说早已躲到卢沟桥养病去了。咸丰羞怒交加，大骂：什么，叫他滚得远远的，再不要来见我！不幸一语成谶，次年，咸丰死在承德，师徒果真没见上最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