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的前身，是马吊。马吊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至崇祯后，大为流行（见金学诗《牧猪闲话》）。而徐珂《清稗类钞》中的一则笔记，则把马吊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云：“宋名儒杨大年著《马吊经》，其书久佚，是马吊故始于宋也。筒、阴象也，索、阳象也，万、数之极也，盖本乎饮食男女之意也。”中国人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源头，考证马吊，自然不能例外。阴阳之象云云，暂且不论，但就男女们昼夜奋战，饮食都废的普遍现象，所谓“本乎饮食男女之意”，倒是正中肯綮。吴梅村慨叹明朝亡于马吊（《绥寇纪略》），则把饮食男女的娱乐视为毁家亡国的妖逆，而对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不作检讨，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由四十张马吊纸牌，一变为一百三十六张竹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选择了宁波人陈政钥。政钥，字鱼门，号仰楼。出身拔贡，谙熟英文，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久玩马吊，深谙此道。有感于纸牌之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改造马吊纸牌为竹骨。除了洪秀全自杀，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我看就得数的发明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有个专门陈列室，就收藏了很多有关“起源”的文物，建议有考据癖的“麻疯”患者前往瞻仰。到了光绪、宣统，已经从滨海的甬、沪流传到全国各地，风气之盛，于今未歇。那时候，打牌不叫打牌，叫“看竹”，据说典出王徽之论竹名言：“何可一日无此君”。当时还流传几首“麻风”，很有“以诗证史”的价值：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 　　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遇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散场须远避，竹杠怕人敲。 　　素有盘龙癖，得闲打八圈。上家六合占，本位自输钱。勒子看人倒（原注：三百符谓之倒勒，又谓之勒子），病张摊我拈（三项大张难于打出者，谓之病张）。不如加两点，或可有庄连。 　　又唱竹林戏，讴歌逸兴赊（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风则曰西瓜玻璃泡，北风则曰北关桥下水滔滔之类）。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耍ㄎ矫跋沾虺龃笈疲?人竟和下则打之者包全台），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俗云：不怕输得苦，单怕缺了赌） 　　声中，走过“我大清”最后几十年，到了宪制共和的民国，出了位胡适之博士，隔代应和吴祭酒，对之风大加挞伐，畅论国之不竞，难逃其咎：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为消闲，女人以打为家常，老太婆以打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遗憾的是，胡博士举的例子“硬伤”不小。事实上，日本同属麻疯疫区，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一片净土。差不多在民国肇造的同时，就传入日本，并很快风靡全岛。加之日本人做事认真，具有求道精神，柔道、花道以外，俨然还有道。1929年，著名作家菊池宽倡立“日本联盟”，成为后来“日本职业联盟”、“一零一竞技联盟”等各类组织的滥觞。专业“雀手”都由协会授予段位证书，经常组织比赛，切磋技艺。参赛者礼服危坐，一丝不苟，同中华上国的男女杂坐，谈笑挥牌，大异其趣。日本业余界的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挂着“东风战”、“东南战”招牌的馆随处可见，玩家络绎不绝。时至今日，拜高科技所赐，各类电玩、软件，很多都由日本人开发，突破时空，不必慎独，则是胡博士身前万难预料的了。 　　而在坐言起行方面，胡博士更应该觉得惭愧。据梁实秋独家披露，胡博士就不是一个能“正己”的人： 　　“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梁实秋的“孤证”以外，新月社诸人怀旧文章，屡屡可见博士“参赌”的史料，只是没有雅舍这篇记叙生动，引用价值不大而已。 　　《后汉书》里有个著名故事：（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也曾立志“埽除天下”的胡博士，专以律人，不遑正己，我们对此应当深抱“理解之同情”与乎“同情之理解”。而不屑于“事一室”的主要原因，则还因为“一室”之内，有一个资深爱好者，胡博士是不能也不敢“埽除”之的，那就是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作为“兼修惧内史”的PTT（怕太太）俱乐部会员，纵使一万个不耐烦家中的声，谅他也不敢形之于色。而胡太太作方城之戏，在那个非常时期，还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据唐德刚记叙，胡适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凄凉惨淡，甚至日常家用，也靠胡太太辛苦雀战的成果赖以补贴。李敖写给他的七十寿诗，就有这么一首，隐讽其事：“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梦应该梦老妻。卫生随处打，纽约却闹三缺一。”如有神，而能不怪罪胡适早年的不恭敬，反而在艰苦时期帮助他度过窘困，其高风亮节，恰如耶稣，所谓“爱你的敌人”也。 　　胡适同时的鲁迅，曾比较读书与打牌：“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近乎人情之微，不似胡适那么呆板。而梁启超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则更加透彻、十分辩证的勾画出二者的关系，并预先为传入美国之后大受知识界青睐下了注脚。据考，传入美国，当归功于安徽休宁人戈昆化（1838－1882）。而美国实为外传的第一国。戈先生任教哈佛，授业解惑之余，兼传之道，使之很快在智识阶层流行，并流衍全美。到梁实秋留学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如下趣事： 　　“这时候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小时一元。但是为大家所不齿，认为他不务正业，贻羞士林。科罗拉多大学有两位教授，姊妹俩，老处女，请我和闻一多到她们家里晚餐，饭后摆出了，作为馀兴。在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属于“四窍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窍不通，当时大窘。两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国人竟不会打？当晚四个人临时参看说明书，随看随打，谁也没能规规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窝窝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没有成局。“ 　　知道在美国靠教太极拳、行中医、做中餐谋生的中国人很多，老师，确为首次听闻，匪夷所思。 　　或曰，牌里的“中”和“发”，取义于《中庸》“发而皆中节”；百多年间，就这样“发而中节”，无论富贵贫贱贤愚，陪伴着中国人以及很多外国人一起度过无聊的时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当因之发生更多的逸闻趣事，供好事如我者搜遗补缺，权作谈资。只是希望再不要有人将军国大事归罪于它，而小赌养家的新闻也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