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几座功能齐全，甚至堪称漂亮的夷馆，在雍正十年前后的广州，既是洋货行招揽外
洋船的手段，也是行商们的生意经：夷馆功能齐全，出入方便，收货和发货快捷，甚至有个伸出江面的大阳台，然会吸引外商前来租用；租用和担保一体，这家外国公司的生意，大多落到这家保商手中，这也是洋货行的外商互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从夷馆本身来讲，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也是一桩生意经。夷馆造起来的时候，虽然耗资不菲，要花好几千两纹银，但是出租给洋人，收入自也不少。雍正十年前后，这等夷馆一个贸易季节的租金，以面积、条件等不同，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纹银之间。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先到广州，花了八百两银子租了广顺行的一座夷馆；几天之后，第二条船“弗雷德里克•阿道尔夫”号又到了广州。大班们决定两条船共用一个夷馆，于是搬到了属于广顺行的另一个夷馆，规模更大一些，租金是九百两银子。
再说坎贝尔等人在行商陈汀观的崇义行租用了一个夷馆以后，立即着手进行安顿。安顿夷馆，靠的也是买办。这种买办，称为夷馆买办，和前者提到的黄埔买办，颇有不同。那外洋船，万里迢迢而来，在海上航行时间，需要半年至一年，船上自然有一应人等，包括厨师和服务生。但是在广州的夷馆，却只有若干大班和守卫仓库的军官水手，所以夷馆买办，不仅要为夷馆提供食品杂货，而且要派人照顾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起居和饮食。
如此一来，在这个镇上的夷馆买办，就不像黄埔买办那样是个建筑包工头，倒很像一个外商企业服务公司，手下有一批服务人员，一旦和大班们谈妥服务条款，一起进驻夷馆。进驻的人员中，有门房、厨师和佣人。通常有十名左右的服务人员，常驻在夷馆里进行服务。将近一百年之后，亨特在他的书中提到，官府于1824年发布命令限制这样的服务人员人数，规定每个夷馆不能超过八个。但是彼时的夷馆，已经和洋货行分离开来，成了独立的单位。等到洋人大班开始贸易，再派来一批苦力，帮助装箱和搬运货物。
雍正十年，外洋船的大班们向行商租用的夷馆，里面是空荡荡的，所以定下一个夷馆买办以后，立即需要让他提供夷馆内的各种物事。夷馆买办提供的物事中，主要是家具，却也包括很多杂物，比如床、桌椅板凳和厨房用具。有些东西非常琐碎，甚至包括木制的锅盖、风箱、将军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洋人之间，等级也十分森严：给首席大班睡的床，估计是十分豪华的，精工细作，所以要纹银二两，和一口棺材的价格相同；而给看守仓库的水手睡的，却是只值零点零八两纹银的竹床。两者相差二十多倍。
做生意的人，都要讲些派头，尤其是办事处。虽然办公只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也要布置得相当妥帖，古今中外，莫不能外。所以二楼的办公空间中，通常会布置一个漂亮的客厅，也兼作饭厅；除了家具以外，也挂上装饰画，摆上鲜花。这样一来，夷馆就有了对外的公共空间，可以接待客人，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谈生意和签合同。
想来当时的夷馆买办，办事效率相当的高。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九月八日中午到达陈汀观的崇义行，晚饭以后，就在夷馆里面接待了客人。来访的是其他外洋船上的大班们；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荷兰人，还有港脚船上的大班们，都到了瑞典公司的夷馆。瑞典公司虽然是一个新公司，却有点像新酒瓶子装陈酒，领头的大班当中，很多来自其他公司，包括首席大班坎贝尔，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既然是陈酒，他们自然和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陈酒之间，互相熟悉。
十八世纪初，充当欧洲各国外洋船和港脚船的大班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多半有点冒险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同时身强力壮，抗得住长期远航生活的风浪和艰险。除此之外，这些人还是一些高明的商人，能够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大谈生意，并且取得丰厚的利润。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一个公司的大班到达以后，其他公司的大班前去看望，多少是一种惯例：一方面，他们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互相之间，表示一下亲热和友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探听消息。
外贸生意，信息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二天，坎贝尔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带着其他的几位大班，又回访了各国公司的外洋船，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的夷馆。回访的时候，坎贝尔带着相当明确的目的，要探听今年广州贸易的价格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因为欧洲船的大班们，虽然大家都成了身在万里之外的漂泊客，但是本质上还是贸易竞争的对手和敌人。所以探得的信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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