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汉以募兵制渐代征兵制，使国家军力遭到削弱。应募者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重，演变成私家部队，造成地方势力膨胀，为军阀的形成提供了方便。中叶以后，外戚任大将军者操纵国政，把持兵权，成为朝廷最高军政长官。至帝国后期，地方牧守权力增大，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产生大大小小武装集团乘乱崛起，致使国家重踏分裂。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灵帝组建西园军。在平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起义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汉帝国实施的是全国皆兵制，但是一旦战事发生，却总是不够用。缘何？钱穆认为：“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汉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汉帝国吏治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上派下举。 　　汉初设“太学”，全国独一家。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而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察举制从制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不仅有科目、有考察、有评议，而且还有考试，甚至还有连坐制度。正如钱穆所言：日子久了，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察举制的主要缺陷在于标准比较笼统，考试不够严密，给徇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推荐人实际上掌握着选人的主动权，所以公卿守相，多把自己的门生故旧举荐上来，造成风气日坏，东汉末年士家大族势力崛起，士大夫及门第由此形成。汉末，民间流传的谣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而汉武帝时还允许“酷吏”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强占水田一千多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 　　◆汉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汉高祖刘邦吸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 　　实际上，帝国从汉武帝开始已经出现了财政问题。好战的汉武大帝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是帝国的资源因此耗费过度，引发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陷入困境之中。 　　两汉交替的长期战乱，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的初期，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很快又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恒帝、灵帝时“加亩税十钱”。帝国末年，大地主们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逃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的农奴，以求经济和人身的保障。 　　对于财富失控的根源，钱穆认为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汉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正如前文叙述的，汉帝国找到了统治子民的密码。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经过综合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所谓“儒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修改。 　　“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于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讲，无疑是成功的。汉帝国通过这一举措，在天下人民心中植入了所谓的正统意识，三国逐鹿，刘备凭借“正统”身份得天下，就是明证。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 　　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深刻地指出：“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汉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8′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但是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王莽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 　　光武中兴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尖锐问题，东汉末年，广泛流传的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黄巾大起义引发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汉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司马光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 　　现代史学家雷海宗也认为：“汉和帝以下百年间是汉室逐渐灭亡的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和帝以后，天子多年少，基本上不掌握实权。 　　灵帝和桓帝两朝甚至成了政治最黑暗腐败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师表》里云：“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灵帝则兴趣不在国家大事，所以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灵帝另一昏聩之处在于卖官鬻爵。灵帝朝卖官明码实价、公开招标。巨鹿太守司马直刚上任，朝廷就伸手要钱。司马直是个清官，决定辞官。朝廷不准，司马直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司马直死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都是花钱买的。 　　◆汉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7′ 　　秦始皇没有解决的匈奴问题，到了汉朝，成为了入侵的常客。 　　西汉前期，对匈奴实行羁縻政策，主要是汉匈“和亲”政策；可是这时的匈奴一再南侵，曾火烧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迫使文、景二帝一面继续执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一面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汉、匈从此友好相处。 　　东汉，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 　　◆汉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 　　两汉的灭亡都与天灾人祸直接相关。 　　西汉汉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 　　平帝时黄河决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许多人在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东汉末年，豪强争霸，人祸不断，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记载如下： 　　屠杀——190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193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192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219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190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让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中原成了一片大荒原。王粲《七哀诗》描述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202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县（安徽亳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 　　◆汉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外戚和宦官乱政激烈是汉帝国的一大特点。 　　从帝国伊始，吕后就开辟了后宫干政的风气，因此汉代女性地位很高。与此相对应的外戚势力崛起。光武中兴之初，极力抵制，但是到了章帝之后，外戚又渐渐抬头。在西汉时期，外戚很有势力，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东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外戚窦党。宦官开始当权。郑众死去时，安帝准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公元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宦官弄权，政治更加腐败。《后汉书·朱晖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381所，侵夺田地118顷，起立第宅16区，还虏略良民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 　　◆汉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学者费正清说：“汉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作帝国发展过程中的新阶段的开始。”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都开始注重改新。“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 　　在成帝时，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佳等。汉成帝为此选用了“太初元将”四字，新年号暗含振兴之意。但是公元前5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西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虽然王莽篡权作为汉帝国的一个插曲，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也是一次拯救汉王朝的不成功改革。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沉迷于经学的王莽，选择了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教条来进行改革，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也使富裕的家族疏远了他。 　　钱穆先生有云：“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这不是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樊树志也认为“王莽的改革就是一场腐儒们的闹剧”。 　　张传玺进一步揭示：“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30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汉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纵观整个汉帝国，一直在为地方豪强作斗争。 　　西汉采取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加重。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当时封王多是幼童，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王国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封王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王国权力全部被削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不过，分封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王莽篡权后，就是以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比如，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汉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汉代主要是根据“五服”理论来管理统治秩序的。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帝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帝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做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被汉朝视作野蛮人的民族注定是帝国的隐患。比如，匈奴属于荒服，汉朝不能指望他们表示常规的效忠，所以匈奴侵犯的次数就多。184年凉州发生大规模叛乱，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 　　结论：大汉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7′+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宫廷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9分 　　(刘邦)（元帝）（和帝）（汉献帝） 　　前206前4889220（灭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0′80′99′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