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跳房子
作者：王 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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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作家彼得·韩得克的小说《梦外之悲》里，写到他们那年代有一个专给女孩子玩的游戏，其程式是这样的：四个方格已经给设定好，它们分别代表疲倦、虚弱、病重和死亡。玩者的目就是设法打破这四个方格，寻找一片另外的天地。
我们那年代也有一个专给女孩子玩的游戏，名之曰“跳房子”，其程式与上述游戏恰恰相反：地上画好的是八个方格，它们代表的是一间间的房子。玩者的目的是要占据它们，谁最先占到了这八间房子，谁就赢了。
不过，我一直不大明白，为何这游戏专给女孩子玩呢？我记得当时我们玩这个游戏时，男孩子们都显出不屑一顾的眼神，连旁观者都不充当。其实就体力、智力和趣味方面来说，它都很适合男孩。在游戏的全过程中，游戏者都只能用单脚跳，可以说能否取胜，单脚跳的能力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男孩们宁愿单脚跳着满操场乱转，也不肯试着加入这趣味性颇高的游戏。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有一个男孩子加入过我们的游戏。那是一个平时一向不和女孩来往、沉默寡言的角色。事情发生得有点奇怪。那天傍晚，不知为何这男孩就在我们正在跳的房子旁边停下来了。他站在那里冷眼看了一会儿，突然提出：“让我来跳一盘好不好？”不用说，他得到了允许。我猜当时在场的女孩对这事心情有点复杂，惊喜兼好奇是不用说的了，甚或可以说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总算有一个男孩肯正视我们的游戏，并提出参加。但是，当这男孩子一口气把剩下的五间房全部占据，然后以一种胜利者的目光把我们大家扫视一圈扬长而去的时候，我们的复杂心情顿时变得单纯了。这心情就是沮丧：一个从未玩过“跳房子”的男孩，轻而易举就把我们所有的女孩打败了。
那是一个春天的温暖黄昏，印象中难以磨灭的，是我们一群女孩沉默无语地走出那张已经半掩的校门的画面。校门是绿色的，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油漆剥落，令人联想到一片遭了霜打的菜地。
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个黄昏，我在香港一家律师楼的接待室遇见了这个男孩。当然，他已和我一样，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我那会儿正在等待律师的接见。接待室里除了那位礼貌周全、但不苟言笑的接待小姐，就只有他。他坐在接待室四只沙发的一只上，显然，也在等待接见。我一进门，就察觉他对我投过来的目光。待向那小姐报过姓名、坐了下来之后，我更感觉那目光在我的肩背上逡巡，就像有只虫子在那里爬似的，非常不舒服。
终于，我猛可地一下转过头去，顿时就和他的目光撞到一起了。我才发现，这目光其实是温和的，友善的，甚至有一点迷惘，轻轻的好像拂来拂去的风，以致于在和我目光相撞的力量冲击下，他的头不由自主地微微往后一闪。然后，他就向我发问了：“对不起，”他以温和得近乎谦卑的口吻道，“您是从大陆来的吗？”我点头。
“在坡子街小学上过学吗？”他又问。我吃了一惊，瞪着他的脸。“坡子街小学”这个词汇，好像一个扔到角落里早被忘却的什物，上面落满了尘土，面目全非，却突地被一支冒失的手抓住，拎了出来。
显然，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答案。没等我回答，他马上就说：“我也是在那间小学上学的，和你同班。那时我的小名叫汤圆。”顿时，和操场、灰色大楼后面的夕阳，以及土绿色的大门一道，浮现出了一个男孩绽放出微笑的面孔，那微笑，流露出掩不住的得意。
那个当年唯一和我们玩过“跳房子”的男孩，就是这样离奇地和我重逢了。
当我们对坐到位于兰桂坊的一间小酒吧，啜饮着各自杯子里的鸡尾酒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上那间律师楼，办的竟是同一件事———离婚。
“她在美国。”这位现在名叫汤马斯的男人说，“所以有些手续得由我在这边一个人办。还好，并不太麻烦。”他说话的那种口气，就像谈起午餐吃过的一道菜式一样，轻描淡写，令我自愧不如。虽然这已是我第三次办理这种事了，心里的那种绝望感，却仍然和第一次一样，怎么也挥之不去。这也是我会和这几乎是陌生人的男子坐到这间酒吧的原因。酒吧里灯光暗得刚好可以看到对方的面孔轮廓，墙上有微微晃动的憧憧人影。不知从何处传来电子琴伴奏的歌声，轻轻的，像是一个人梦中的喃喃自语。于是，坏心情好像墙上的灰屑一样在这种氛围中片片剥落。我打量着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欲望。不是倾诉的欲望，也不是哭泣的欲望，更不是做爱的欲望，大致上可堪比拟的，也许就是小时玩游戏大败而归、遭到伙伴们奚落时的那种欲望：想一头扑到什么地方，草地、沙发或是床上，闭上眼睛，忘掉所有的一切。他，这个不期而然出现在我面前的男人，好像就是那个可以承接我悲伤的托架。
“你们结婚很长时间了吗？”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
“不长。”他说，有条不紊地啜了一口酒，“确切地说，只有一个月零三天。”我禁不住笑了：“这么说，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他反问。
我的笑声听上去有点神经质了，我只是上下打量着他，这么嘿嘿嘿地笑着。他也笑了，道：“这好笑吗？不过确实是第一次，第一次就失败了，看来我在这件事上，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希望了。”那天剩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我虽然有点奇怪，为何他不问问我离婚的原因，以及为何也是独自一人出现在律师楼等等有关问题，但我并没把这疑惑表现出来。以后的时间，我俩就像老朋友那样轻松地喝着酒，交换一些有关香港酒吧和咖啡室的情报。听上去他像是这方面的专家，经常在这类地方出没的。他说起话来总是那种慢吞吞的、淡淡然的调子，像一条流动得不露声色的河。不知不觉，我的心慢慢沉静下来了。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正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翻着节目表，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
起初我没辨别出来是谁，因为他第一句话说的是：“是我。”没有听到我的反应，他才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汤永年”。这是他小时候的名字，而我们那时叫的都是他的绰号汤圆，对他的真名简直没什么印象。但在他的声调中，有种特别的东西与众不同，一下子唤起了我心中有关那个酒吧之夜的记忆。
“是你？”我说，一时就想不出下面的话了。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因为一般来说我是很少接到电话的，尤其是晚上。不多的几位朋友，都知道我的怪癖：怕接电话，所以他们非有特别的事情，不会给我打电话。可是，在听到电话中这个男人沉稳的声音时，我感到一刹那间心也不跳了，有很多话冲涌在那里，阻塞住了它跳动的空间。
“我，”他又说，字数更加减少了。在这个字上停顿了一会儿，好像给我一段时间斟酌这个字的含义。然后他说，“是这样的，我今晚心情不大好，突然间想找一个朋友一起喝一杯酒。你有没有时间呢？”拒绝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我可以说并不认识他，有什么理由要答应一个陌生男人的邀请，在夜晚九点多钟时陪他去喝酒呢？但是，一刹那间我想到，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既然我也心情寂寞，百无聊赖，连一个可以吸引我一直看下去的电视节目也找不到，于是，我几乎是冲口而出地回答说：“好吧！”我们俩一起坐在新界一间酒吧的小桌旁时，我还在为我这冲动的行为惊奇。在幽暗的灯光中，我打量对面这男子浮雕似地浮现的面孔。可以说这是一张对女孩们有几分吸引力的面孔，虽说谈不上英俊，但在组成这面孔不甚流畅的线条中，有某种特别的意味，使你不由得要对它多看两眼。我看着这面孔，想起了不久前在有线电视上看到的一部电影里的男演员，他相貌平庸，却演技一流，在那部电影里，他扮演一位在三个女人中周旋的男人。我是从片子中间开始看的，没有看到头尾。在我看到的部分中，他一直都在酒吧、单身公寓、以及一辆驰骋的汽车上流连，情节平淡，全靠精彩的对话和他的演技支撑着。不过，我后来好像还是睡着了。
“你在琢磨咱们怎么又坐到一起来了吧？”这位从前叫汤圆、现在叫汤马斯的男人突然开口说道，“其实很简单，刚刚离过婚的人都是很孤独的，两个人一起坐着，不是比一个人坐着更好一点吗？何况，我俩也可以说是故知了。”“故知还谈不上吧？”我道，“不瞒你说，我连你的名字都不大记得。我们虽然同过学，但回想起来，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止于收作业本、交作业本之类的关系吧？”他微微一笑：“似乎不止这么一点哇，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还跟你们一道玩过‘跳房子’。”其实在律师楼里，当他报出他的名字时，我就想起了这件往事。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说：“不记得了。”“那帮女孩子中肯定有你，”他说，“你是班上最热衷于玩‘跳房子’的女孩。老实说，那一次我之所以突然参加，跟你不无关系。”我心里猛地一跳：他下面该不会说出暗恋我三十多年这类话吧！我已经在不止一部小说和电影里见到这样的情节了，刚才想起的那部电影中似乎就有。所以，这样的情节，早已不能感动我了。我沉默着，有点遗憾。
但他好像没注意到我的反应，从桌上的盘子里拿起一颗果仁什么的放到嘴里，径自说下去。
“当时我很奇怪的是，那样的游戏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你那样入迷呢？我记得有一次你玩得连上课铃响了都不顾，非要接着玩完那一盘，结果，你被老师罚站到后面，那是你唯一的一次被罚站。你在班上一直是个好学生，各方面都是大家的楷模。可是在那一天，发生了让我们非常惊异的事，你不记得吗？上课铃已经响了，老师站在讲台上，可你一个人还在跳房子，老师从窗户里叫你，全班同学都从窗户里看着你，你呢，你像中了邪，一直旁若无人似地跳着。”我笑了，在记忆中清楚地浮现出这件已经封存的往事，当时那种狂喜的心情甚至也在心头重现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口气占八间房，我只想着要把这件事完成，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了。那时，我是个名利之心非常重的女孩，连续三年得到市级三好学生称号，可那一刻，什么都被抛在了脑后。
“知道吗？”对面的这个声音继续说道，“我就是因此注意到了你们的游戏，我想发现其中的乐趣，所以独自练习了很久……”“这么说，”我不由得打断他的话，“那天你来参加，一口气占了五间房，不是偶然的了？是你练习好久的结果？”他微笑着点头。在他的微笑中，有令人非常开心的成分，是那种愚弄了你好久、终于有机会向你说出谜底的顽童的笑。于是，我俩不由得一起大笑起来。旁边桌位那个一直独自饮酒的男人，都好像被我们的笑声惊动，转过头来朝我们瞟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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