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寸断柔肠
作者：冯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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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丽玛和我都住在一片筒子楼里，她的孩子散斯尔和我的孩子巴顿同岁，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巴顿把散斯尔领到家里，告诉我：“妈妈，这是散斯尔！”他们的友谊就开始了。察哈丽玛和我由此认识。巴顿和散斯尔同一年上了同一所学校，现在已是五年级学生。每到新年，两个孩子互赠自制的卡片，巴顿写了什么不让我看，散斯尔送来的，开头结尾总是这样写：“亲爱的朋友……忠实的散斯尔”。
察哈丽玛担心散斯尔离蒙古语言来越来越远，问我愿不愿意让巴顿学，她想正儿八经教这两个孩子。巴顿能学当然好，不过这件事，我觉得不大容易做。但是察哈不相信，每天和孩子们说蒙语，给他们讲草原上的故事，他们会听不进去？他们都在内蒙古呆过，有感情，听多了，自然就能领会到那种语言的魅力。察哈兴致勃勃，越构想越觉得时不待我。可孩子们刚一听说这件事，就拧着脖子将她顶回来：已经学英语了，还要学啊！老师没说这种，为什么要学？再说每天写作业写那么晚，哪儿有空啊！
察哈百折不挠，下班后在院子里碰见我，跟我细说。
“哪是一点空没有，彭（她总是把冯说成彭）———你都看见了是吗，散斯尔放学后尽在院子里骑车，巴顿又踢球又跑步……我生气了，跑出来问他们，散斯尔说：我那是练习转弯道哪，你们巴顿说：我报了四百米和八百米，不好好跑，浪费我们班两个名额，那不行。你看你们巴顿老是斩钉斩（截）铁，弄得散斯尔跟他学，不听话了。”我笑了，其实老师没让巴顿参加长跑，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他都惦记报一个四百一个八百，似乎成竹在胸，但老师确定人选时每回都把他报的一一拿下，给他换成铅球、跳远或者别的什么。所以每次校运会，巴顿都拿不到名次。可下一回他又会如此这般准备。
察哈对孩子们说：“那就定周末吧。”她觉得差点儿就要成功了，孩子们被她说的责任一类大道理打动，有点同意了。可最后，他们还是说，周末恐怕也不行，巴顿报的美术班有课，散斯尔周末骑车出游……他的计划是一个礼拜去一个地方，他已经去过圆明园、元大都旧址、西客站、昌平县城。
察哈从孩子四岁那年就建立了这项计划，至今没能落实，似乎也看不见落实的希望。
我想，我该安慰察哈，就说：“哪儿找这么想教孩子的老师呢？他们不懂。不懂，收兵算了。等他们后悔的时候，我们教不动了。过去在老家，我天天听人们说蒙语，不往耳朵里收啊，现在想学晚了。他们不懂。”察哈一听，竟高兴得拍我一巴掌：“嘿，彭———现在学也不晚，我一天教你三句。”“燕子在无云的天空飞过”，我哥哥曾经每天教我一句他胡编的蒙语诗，到现在我只记住这一句。在我心里，蒙语就像大雪里踊跃的脚步，听得到声音，却看不见、摸不着它们的脚印。我摇头。
“没事的，我教你读蒙文诗，我那儿有那么多蒙文诗集呢，你不知道那些诗有多好。”她情绪高涨，“现在就说好，你来我家，还是我来你家？”就这样，孩子们跑掉了，察哈收我做了学生。
怎么说呢，我是学一天断两天，学得快，忘得也快。察哈每次见到我，都微笑着问我：“我说什么来的？”我拼命回想，头一天还记得，今天就忘了。我说：“你说什么来的？”请喝茶，想喝茶，喝不喝茶，什么时间喝茶，细微处在于……我感到惭愧，我没时间弄清楚，或者弄清楚又忘记了。辜负了察哈一片苦心。
自此，每次见到察哈我都有压力，深怕她对我失望，也怕这件她很看重的事，因为我跟不上脚步而伤害了她。
察哈确实有点伤心，在我家地毯上坐着不说话。缓了好一会儿，她说：“不能坚持就算啦。”她真想把这件无可奈何的事放下？“你没生气是吧？”“唉！”察哈叹了一口气。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们又可以轻松愉快地聊天了。
我告诉察哈，那年夏天，我去内蒙古西部的白音鄂博参加一位作家的小说研讨会，会议其间组织大家去了一趟察哈尔草原的新宝力格苏木，三十多年前，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和暴风雪英勇搏斗的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就出生在这里。
离苏木不远，有一片红石山丘，奇峰异岭，使草原看起来更加雄廓无垠。当年哈萨尔·哈巴图统率的几十万大军，就驻扎在这座红色圣山上。公社专门在山地边缘辟出两间房子，做这位英雄祖先的纪念堂，墙壁四周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着他的功绩。那天，我们在苏木食堂吃午饭，我喝了三大碗敬酒后，感觉有点头晕，就悄悄走出那排房子，坐到远处的草坡上，眺望这片紧邻着我家乡的草场。从这儿往西，往北，草越长越稀，短得都快盖不住沙土了，开垦的土地日益沙化，到我家乡那里，沙尘已经填死了一个个碧绿的海子，狂风恶沙四季迷漫。青草惜惜相连，一堆堆干牛粪向西北延绵，牛车得走上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我家。我开始唱歌。那是我第一次像当地的妇女那样，坐在开阔的草地里，看见什么唱什么。那时，眼里的东西全都进入到心里，于是，蓝天，飞过天际的鸟，远近跑动的马和小孩子们，草地，沙石，泥土，这片古战场和营区废墟上破败瘫塌的勒勒车，还有卧到我身边的那只小山羊……都在我的声息里漂泊。
很久以后，这支歌停下来。残阳已经西落，我们该乘车返回白音鄂博了。
时空流转，我即兴唱过的那支长调歌曲，就在成吉思汗的胞弟哈萨尔·哈巴图的领地上空永远消逝了，即使我想重温一下那一年的那一时节，古老的土地带进我心灵深处的苍茫律动，再次感受地狱的火焰升上天空，顽劣的人性在广袤的墓场接受来自宇宙的镨造和淋浴。但无能为力，那个声音永远消逝了，那件事再也办不到了。
察哈在那种环境长大，她的灵性映照在她的脸上。
我们能够说很远的话，也能从眼前的话里找到共鸣。
比如说，我每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只知道人一直在不停地旋转。察哈说她也是。
艰难是我们的孪生兄弟，它创造的诗意永不磨灭……我们那里有一首歌这样唱。我说，我慢慢明白艰难跟我们一生是什么样的关系了。
不知苦之苦，就是甜啊，就是福啊！察哈说她母亲常说这句话。
“你注意没有？”我说。“北京有很多外省人，一上年纪就把操练了很多年的普通话忘记了，说不清楚了，一开口，全是走了调的家乡话，还搀杂一些别处的音调、词语。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所有一位姓吴的四川籍女士，五十多岁以后突然说不好普通话了，那一阵我因工作和她经常见面，听她说话越来越吃力，而我是熟悉四川话的，公婆都是四川人，我的很多朋友也是四川人。前年她去世了，据说死前完全不会说普通话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察哈，等我们老了，再做这件事，我们俩坐在墙跟底下晒太阳，说蒙古话。我先死的话你为我唱一支长调歌，我就没有悔没有怨没有任何痛苦，就能勇敢地去见上苍了。”我郑重请求她。察哈答应了。
我和察哈再不提学什么语言的事，也不再勉强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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