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拉长苦短的生命
作者：陈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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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弄堂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又十分肮脏,十分潮湿。弄堂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朝着里面的一家工厂走去,全都是一副任劳任怨的神态。后来有人对我说,这儿是一片名贵的街区,两边的大楼里有许多黄金白银,是上海滩上的一盏金融神灯;你置身于其中,就像进入神圣的教堂一样,从各扇窗子里会传来上帝在数钞票的绝妙声音;而这些高楼的大门却是朝外国人开着,朝富人开着;穷人只能从一个门口走向另一个门口,如同一股股阴冷的穿堂风,带着一个痛苦到另一个痛苦。
海关大钟敲响十下,弄堂里突然冷清下来———上海假肢厂吞进了近千名工人。看来经济越繁荣,假肢厂的生意就越好。
我在门房里办好繁琐的手续,经过七拐八弯,摸进了假肢厂招待所108房间。
屋里没有人,却有股悲凉的气息。还好,我不是来投宿的。
大约十分钟后,孙立宇拄着拐杖走进他包住了个把月的房间。孙立宇说对不起,他刚刚做好最后一次假肢模型,让我久等了。而我该怎样向他道歉呢?我知道,他天天在等我,起码苦等了一个礼拜。我把他扶到椅子上,请他像我一样坦然地坐着;这样,我就觉得我们是一对四肢健全的朋友,心头略感宽松。
我提了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比如,饮食起居,又比如,招待所的服务态度;他说都不错,住在这里比在家里舒服,只是少了一只脚,行动感到不便。
你瞟一眼他的左脚,在裤管和鞋子的掩埋下,根本看不出什么异样;但我必须告诉你,脚踝以下没有筋骨和血肉,只有一个高科技产品,或者说,一个四季恒温的苦难的结晶体。我发觉他气色红润,比以前胖了些。穷人得感谢灾难!
然而,使我感到心神不定的,主要是装在皮包里的那份协议书,迟早得拿出来,给他过目,叫他签名,随后同他一刀两断,彻底划清界限。就在我犹豫的当儿,他突然问道:听说工地上经常发生断胳膊、破脑袋、折脚骨的事故,是不是真的?
你能说前两天一个钻机工被钢丝绳打瞎双眼吗?你还能说这类工伤事故层出不穷,是建造高楼大厦的基本代价吗?我说没有这回事,他只是中了背运的大奖,概率是十万分之一。于是,他宽慰地笑了笑,打听起小毕、根法等人的情况。这些人都是他的伙伴,他们一道走出安徽的一个穷山沟,来到厦门打工,所有的家当全部塞在两只编织袋里。我保存着他们身份证的复印件,知道他们的年龄均在二十岁上下,是一支建设新世纪的生力军。
我奉我们工程处王小宝处长之命去火车站招收民工的那天,正好遇上下雨,还刮着五六级大风,只见他们几个小伙子背靠背,围成紧密的一团,把编织袋顶在头上,就像一只大蘑菇,在风雨中抖抖颤颤,却又显出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王小宝要求民工身强力壮,累不倒干不死,即使有点跌打损伤,贴几块膏药便可复原。根据这一原则,我去摸他们的胸肌,一个挨一个地摸,就像摸市场上活鸡的肚肋,以壮实为上品。然后,我一问,他们一答,检验是不是聋哑;然后,按我的口令,他们走几步、跑一阵,看看有没有形体上的缺陷;然后,叫他们逐一出示身份证和当地政府开具的劳务输出证,十八岁以下、四十岁超过者,一律淘汰。就这样,我把精挑细选出来的十二个小伙子带到工地,编入民工队伍,为顺安工程的建设灌输了一股新鲜血液。
眼前的孙立宇,就是那股鲜血里的一粒白细胞。他看上去并不强壮,显得比较文静,但他读过高中,相貌也端正。事实上,孙立宇非但干苦力不比别人差,而且心灵手巧,称得上一个三脚猫电工,时常无偿地修理电器装置,博得了王小宝的弟弟、工地主任王小贝的赞扬。于是,王小贝把他的工钱提高到每天二十五元。而他,干活儿更加卖力,差点将自己的小命都搭上了。
这事不能怪王小贝。出事的那天中午,我和王小宝刚好向建委汇报完顺安工地的安全防范情况。我们的劳保措施是一流的,别说没伤着工人的一枚手指头,就连擦破一点皮也不曾有过;总之,我们的口号是文明施工、安全落实到头发上,也就是说,我们情愿放慢工程进度,而决不肯损害工人弟兄们的一根头发丝。建委领导喜出望外,准备放下架子到顺安工地来考察,一经证实我们工人的头发浓密乌亮,迎风招展,便下达红头文件,向所有施工单位推广安全生产之经验。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光能获得一笔可观的安全奖,而且声誉将像十二级台风一样势不可挡,横扫竞争跑道上的一切对手。走出建委,王小宝手舞足蹈地说:小陈,你是喇叭筒,今天吹得很好听……我请你去吃生猛海鲜……
手机就是那会儿叫响的。王小宝听完电话,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呆在路边像根水泥电灯柱。我并不探听电话内容,这是自己对自己立下的规矩。在外面混饭吃,你得学会看风使舵,察颜观色,切不可大惊小怪,多管闲事。但可以肯定,中午这顿生猛海鲜是吃不到了。
司机的职业眼光委实不错,开着计程车主动向我们靠拢。王小宝示意让我上车,他自己坐在前头,叫司机快速开往厦门一家最近的医院。
我发现王小贝迎候于医院的门厅前,便推断哪个工人倒了大霉。
王小贝眼皮微微发红,说话结结巴巴,但我还是听明白了,那个由我亲手挑选来的孙立宇,约摸一小时之前,自告奋勇地去排除钻机配电箱里的故障,不料,这台老爷钻机的行程开关失灵,钻塔上的电动葫芦坠落下来,砸在他的左脚踝上,使他当场昏死过去。
现在,他疼醒了;他躺在小铁床上,疼得哇哇叫;发现我们走到床前,痛叫声戛然而止,接着是重重的喘息,一手扳牢床沿的角铁,一手抓住床头的铁栏———慢慢弯曲,像一支弩弓;是的,他变成了利箭,一枚怒不可遏的利箭,他想射出去,射出这个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界。要是真能射出去,那倒也好,至少可以解脱一切痛苦。然而,护士小姐过来给他注射一针速效麻药,使他很快瘫软下来,再也射不出这个痛苦的世界了。
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说,他仅仅是值班,给病人包扎一下伤口而已,至于进一步的诊治,要等到主任医师上班才行,他一个人处理不了这种粉碎性的骨折。
粉碎性……那当然,并且是大面积粉碎。我们都是他的领导,请求你快点……保住他的脚……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保得住当然好,保不住嘛……锯掉反而痛快。
听听看,像出自医生之口吗?但,就是这个油头滑脑的家伙说的,他还做了个拉锯的手势,就像对付一根拦路的树木。我真想请他吃一拳,请他那个草莓一般的大鼻子吃,叫它喷溅出鲜艳的人道主义。
王小贝见势不妙,赶忙拉我出了医生值班室。
那两个护送孙立宇来医院的民工,一个捏着毛巾帮他擦脸,不知是虚汗还是泪水,擦了一遍又一遍;另一个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生怕他撑起身来逃走似的。他俩面如土色,就像被孙立宇的命运所感染。
而我们三个头头走到廊道的顶端,一个转弯角落里,不顾墙上的禁烟牌,各自点燃了香烟。
要么马上换家医院,王小贝提议道。王小宝说,大医院都没有把握,转往小医院有屁用!
听说还有家专看骨折的医院,王小贝说,小陈,你知道吗?
我说就在镇海路上,打车去不过半小时,但那儿以中医为主,保守疗法,治这种粉碎性骨折够呛。
那该怎么办?王小贝又问,难道眼看着锯他的脚?
哎呀,你说得太绝对了!他的哥哥、我们的王处长说,医生总是往最坏处着想,其实是吓死多打死少,我们不要那么悲观。
出现片刻静场。
这家医院靠不住,肯定靠不住。别的不说,光说医德吧,哪有把伤势这样严重的病人搁在一边,他们却例行公事按部就班。想起那个缺德的草莓鼻子医生,心里一阵发寒;要是孙立宇真的落到他手上,保证像剁猪蹄子那样一刀了结。于是,我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与其在这里等着截肢,不如趁早送往上海;要知道,上海第六医院甭说粉碎性骨折十拿九稳,就连断肢都能再接,而且屡屡成功。
倒是个好主意,就是怕住不进院,王小贝说。
住在露天棚里也比这儿强!问题是飞机票,起码三张,一下子弄得到吗?
一天有七八趟航班,买晚上的估计没问题。我说,护送人选得赶紧定下来。
就我俩送他去吧……
开什么玩笑!王小宝说,我不同意。大哥,那你说谁去合适?
谁都不去。就在这里医治。大哥,你怕多花钱,是不是?可你想过没有,人家是一只脚,人活着就靠两只脚,万一少了一只,活下去还有什么奔头!
你总得听听这里医生的意见呀!我看听不听一样。大哥,碰到这种事,你不能摆出一副老大的派头,要尊重我们———这样吧,我们三人表决一下,少数服从多数———我主张送他去上海!
王小贝举起一只手,举过头顶。小陈,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就用不着装腔作势了。王小宝说,不过,你俩给我听好,我还是不同意!
同意出钱就好,王小贝说。滚吧!———王小宝突然骂道,滚到工地上,闭牢你的臭嘴,管住那帮猪猡胚,不许他们来看热闹!
我们沿着走廊拼命加快脚步,到楼梯拐角处拐个弯,然后又拐个弯,那弯头好像没完没了。王小贝一手搂住我的肩膀,连拉带推地说,不要顾忌他,我们给他一点面子,他反而牛起来———到底谁怕谁!
我说你们毕竟是兄弟,顶他一回就顶他一回,而我……
你怎么啦?吓死了?吓出尿没有?你这家伙!你现在应当硬起来,硬得像钢筋一样———你是去抢救一只脚!
王小贝比我果断,是条好汉。在好汉面前,我也不赖。
你看,我们都豁出去了。是的,我们豁出去抢救一只脚。王小贝留在工地里安慰民心。这一点,我们已经商量好。由他发布消息,孙立宇虽然断了脚骨,但是医生说小事一桩,绑紧夹板、封上石膏,一个月后就能下地走路,大家暂不要去医院惊扰。我找到孙立宇的身份证,凑足机票钱,便搭乘的士直奔“厦航”售票处。
售票员说,飞往上海的航班最早是后天下午。
于是,我又奔向“东航”售票处。我在大厅里观望那块寄托着希望的电子显示牌———航班动态历历在目,希望就像天幕上的星辰,正等着你乘着飞机去采摘———当晚八时零八分———有票!
售票小姐说,仅剩一张,不过,刚刚售出两张。
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希望仍在向我招手,希望贯穿整个城市,凝聚于月亮下山的那一头。我顺着希望之路穿过去,一直抵达“南航”售票厅。3号窗口里的小姐不但面孔美语言美,而且胸脯美心灵美,我真想让她做妹妹。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里三天内去上海的航班全部销售一空,而据她所知,“上航”售票处尚有今明两天的票子。
于是,我赶到城市的最南端(几步之外就是大海),走进一个很不起眼的门面,买到三张次日上午七时零六分的机票。这样,虽说隔了一天,但比当晚出发却更好,因为抵达上海正好是医院门诊时间。有机会,我要当面向“南航”那位小姐道声谢谢,并约她出来吃顿饭———看你的运气了!而我的运气应当说不错,因为没有她的指点,我还不知道“上航”在厦门设有售票处。
这时,我感到饿极了。我拐进麦当劳,啃下一只汉堡包,喝几口柠檬红茶,然后到公用话亭里拨通王小宝的手机,报告买着机票,又问了问孙立宇的现状;他说医生正在给孙立宇会诊,结果还没出来,反正不着急,晚上要求出院也来得及。
是的,晚上必须让孙立宇出院。我呼了王小贝。我们通话时商定,吃好晚饭在医院里碰头,然后护送孙立宇到机场,今晚我们三人就在那儿的招待所里住一夜,以便明早及时上飞机。
至此,我松了口气;你也得为我松口气。我尽了绵薄之力,不,可以说竭尽了全力。即使上海的医院保不住那只受苦受难的脚,我也不会感到歉疚,我想王家兄弟也不会感到歉疚,因为我们都努力过了,那只脚的主人只能去诅咒自己的命运,像破报纸一样的命运。
说到底,人心都是肉做的。王小宝刚才的语气十分低沉,哀伤的调子十分明显;悲剧若发生于他弟弟身上,也不过是这样了。我原谅了他中午的粗暴态度。为了一个民工,出动两个头头陪着去上海,而且多花钱,你也不可能露出好脸色。
好了,以后发生的事,如果跟我的大意有关,那请你原谅我的花心,也就是说,我不该迫不及待地去勾搭“南航”那位小姐。我买来两枝黄玫瑰,中间插一张名片,就像筷子夹着一片菠萝蜜伸进窗口,请她品尝突如其来的甜美。她显然明白黄玫瑰象征着什么,于是把汉显呼机号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我。我想,到上海之后呼她一下,留言:我带走了你春天般的微笑。小姐们爱听怎样的话,我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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