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地震中的提琴手
作者：李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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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树林沿梦境的边界排比而远,摇动疏疏密密的叶子,小小的金绿色扇子一眨一眨地闪。再远处是湖,是你。湖中流云,是你的绿色的瞳孔。你在水边脱下一身柔软的阳光。更柔软的是空气。黄昏灿烂着,布置在你身后。新月是你乳房的侧影。我口含咬坏的蜡管,品味着这苦味的焦虑的下午。我的目光是舰长的望远镜,初生的星群为我导航,向你逼近。你逃进一片竹子,逃进一个轻快的姿势。竹子是绿色的玻璃,围困着一个完美的瞬间。故事就此暂停,时间就此暂停,我的脚步就此暂停,追踪而来的一切就此暂停。太阳终于远去,黄昏温暖成一片修剪后的草坪。竹丛渐渐融化,你脚下的草地渐渐透明,注满了水声。我的皮肤听着那水声。水声中有蝌蚪般的音符左左右右地游动……
我写下这段抒情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字,并非表明我是一个诗人。我不是。以上叙述的一切摘引自一段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也是第一个白日梦。每个人的白日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型,一个柏拉图式兼弗洛伊德式的原型。我自然未能免俗。
所有的一切始于1976年那次地震。那天早晨,暴雨后天空荧荧地微亮。恐惧混乱的一夜之后,社会秩序仍在维持,有关人员伤亡的小道消息却是源源不断,从临近地区到临近城市,恐怖的细节逐渐增加。街边空地上,冒雨熬了一夜的人们折起各式雨伞,从油纸伞、塑料布伞到最精巧的上海产折叠伞,抖搂着被体温烘得半干的衣服,交流着大难临头时的心得体会。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知道有人曾经跳楼,有人一丝不挂地冲到室外逃命———夜里准没干好事———而一些街道积极分子则不时把问题上升到批林批孔的路线高度。
热浪汹涌过每一条街巷,蒸腾起地面的水气。时间已经终止。我在静止的时间中等着大人们做出安排。我对那个恐怖的时刻没有记忆。地震发生时我顽固地赖在一个好玩儿的梦里,根本没睡醒。我每天上午练琴,下午去体校游泳,晚上写假期作业,对睡眠的渴望超过了求生的本能。那一年我十二岁,正在成长的烦恼中度过中学时代的第一个暑假。
我们家被安排到一座小型体育场。赛场周围是用粗大的钢管和三角铁焊接的看台。几百户避难者的铺位就在看台下面。一张张巨大的胶面苫布铺展固定在头顶上的一排排座椅上,形成一弧斜面。这是我们的临时屋顶。
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尤其是夜里。每当雨水聚积在苫布顶棚的低凹处,压出一个沉重的抛物面,越积越大,软软的有弹性,眼看就要迸漏,大人们便暂停睡眠,站到床铺上,一双双手托起越压越低的顶棚,让积水沿着斜面流向苫布边缘,直到哗的一声砸到地面,四下里泥水飞溅。一夜之间如此反复不断,在体育场的院子里,形成一道道间歇瀑布。很多位置靠外的人家非常倒霉。
每天一早父母去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就夹着自己的提琴,在院子里找一处避人的地方拉课本上那些枯燥的练习曲。我想偷着去找同学玩儿,反正父母上班不会知道。可大乱之后,所有认识的人下落不明。这对我也有好处,下落不明的人包括我的提琴老师,这意味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回课,偷懒的机会多了。我知道自己成不了一个好音乐家。我学琴只为考文工团,将来不用去插队。
我经常把老师规定的曲目放在一边,因为受不了那种枯燥的重复,私自拉一些平时在唱片里听过的好听的曲子,比如门德尔松的E小调协奏曲,在提琴学徒的圈子里十分流行,赏心悦耳,又是技艺修习到某一程度的标志,可以满足虚荣心。只是自己拉琴没人伴奏也很乏味。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件乐器,又不可能把家里的钢琴运到抗震棚里。在我充满忧虑的想象中,山摇地动之后,那台老旧的“奇涅尔”牌钢琴作为废墟中的一具残骸,在亿万年后,演化成一件喑哑的洛可可式座椅形状的化石,椅背中嵌有细密的鱼骨状钢制结构。
那时我向往的是当指挥。不久之前,提琴老师带我去他工作的乐团听排练。他要在计划中的“七一”演出中演奏《新疆之春》。按照当时的标准,那算是一首炫技色彩和异国情调都很浓厚的小品。老师的节目很快就PASS了。但他想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些管弦乐队的基本知识,于是陪我继续看下面的排练。当时的曲目忘得差不多了,反正都是锣鼓喧天,振聋发聩,只记得有一首曲子的标题里面有“喜讯”两个字。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指挥,含胸颔首,闭目合眼,不时甩动一下文艺战士特有的,不合时宜的大背头,统帅着那些音色各异的声部———这首乐曲表现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所以,我要求你们演奏得激情些!再激情些!那种作威作福的气势让我非常崇拜。换了今天的小朋友一定会说那个叔叔简直帅呆了耶。
那天早晨,我在每天练琴的一片树阴下架好琴谱,开始拉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当时我们都叫它《春天》,技术不难,写得特别可爱。上次回琴我把作业完成得很好,作为精神鼓励,老师许诺再上课时由他担任钢琴伴奏,跟我合作。这让我非常激动,于是不论早晚地刻苦练习。我的手拉着自己的声部,眼睛读着乐谱中的钢琴声部,用想象填充暂时缺席的旋律。要知道再好听的曲子重复千百次之后也会让人很烦。
嘶啦嘶啦的蝉声干扰着我的琴声,体育场空空荡荡。大人们都去上班了,抗震棚里排列着一张张折叠行军床。每张床一头放着枕头,另一头是叠好的被子,远远看去好像一些颜色不一的电话听筒。只有一个铺位上坐着一个背影。那是个女的。
她扭身坐着,像是在看一本书,橙红色的短袖衬衫在腰间一侧隆起几道螺线般的衣纹。那个铺位跟我们家的那块小小领地隔着四五张床。我知道她,而且觉得她很好看。我们原来是一个小学的,可是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听说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这一点我能感觉到。几年前我刚上小学,经常看见她带领一班同学在操场上列队行进,嘴里一,一,一二一地喊着口令。现在她大概不到十七八岁。处在我那个尴尬的年龄,不知道应该把她算做女孩还是女人。几岁的差距把我们分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有时候在晚上,周围的人全都睡了,顶棚高处洒下昏暗的灯光,我会偷看她的前胸圆润地耸起。而眼前,她的背影,橙红色的背影,多像一把提琴的蜂腰形音箱?于是我想象中又加入一个旋律。贝多芬消失了,我们应该拉莫扎特的二重协奏曲。破旧荒凉的体育场中,两把提琴开始温存地对话。
几天后是返校日。斜眼班主任老师见同学们无一伤亡,兴高彩烈地领着大家傻兮兮地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还要我在一架风箱漏气的簧风琴上伴奏。然后几个性情激动的坏小子齐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给那三句短小前奏填上了歌词———domisol的裤子,烂脚丫的袜子,趿拉板的鞋。老师听了当即制止,你们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吗?你们知道这首歌的思想意义吗?
班主任老师习惯用疑问句式发布命令。有一次我在他的课上做小动作,以为自己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不会被发现,可没想到老师的斜眼就在这时显示出威力,他用手指着我,眼睛看着九十度外的另一个方向,你不认真听讲,又在那儿干什么哪?
不管怎么说,我弄清了同学们的下落,心情于是晴朗起来。大家聚在学校食堂,吃完午饭,然后告别散伙。
我骑车回到地震棚,在公用的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完,准备午睡。我想下午去体校看看。头顶上的苫布轰轰地辐射着夏日晴空的闷热。这样的天气,去体校游泳真是太棒了。我又看到那个背影,侧卧在离我不远的铺位上,马尾辫在偶尔经过的弱风下不时飘起几根发丝,淡蓝色的衬衫上有白色的水母花纹,塑出腰间的曲线———淡蓝色的提琴,游动着月光水母的海。
我也侧身躺下,朝着她那边,手上拿着一本《航空知识》,挡着脸,假装看杂志,眼睛却在盯着她。我用目光悄悄抚摸她,直到眼前骤然一亮,一道引自棚外的阳光在她手中的一柄小镜子里一跳,烫伤我的视线和遐想。原来她根本没睡觉,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看自己,又不时从里面偷看一眼身后。
我的脸烫得像头顶上的苫布,身上却激起一层寒栗。窥视者的一举一动被置于被窥视者的窥视之下。处境非常不妙。正在不知所措,蓝色的“提琴”已经在铺位上竖了起来。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十分叵测,令我越发难堪,然后终于露出笑容,你的琴拉得不错呀。
于是我知道她叫芳兵。
那天我们坐在地震棚里,整整一个下午,漫无边际地瞎聊了很多,主要是她说。她摇着一把绘面早已经褪色破损的檀木折扇,上面画的像是牡丹;我呢,老老实实,呆头呆脑地听着,偶尔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她先是议论了一阵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又对当时流行的几本小说颇有微辞,比如《向阳院的故事》、《金光大道》还有《新来的小石柱》,然后说她们家人都喜欢音乐,搜集了不少唱片,解放前住在上海的时候还有过一把名贵的十七世纪提琴,是瓜纳利的作坊造的。她的故事让我感到亲切。我们家也是从上海来的,也有过很多唱片。可是我们家从没有过瓜纳利提琴。这一点让我十分自卑。她爸妈不在北京,身份好像挺神秘的。她说她刚从近郊插队的乡下回城,正在休病假,过两个星期还得回去。
那,那乡下好玩儿吗?棚子外面的空场上,一些小女孩排着队轮流跳皮筋,男孩们追跑打闹,或是举着尖端涂胶的竹竿粘蜻蜓。那种胶是拿废车胎或者透明白气球的胶皮自己熬的。
开始几天还行,时间一长就不行了。特脏,受不了。说着她叹了口气,以后咱们一起练琴吧。
那,那……你也学过?我不禁窃喜,后来干脆忘掉了去体校游泳的事。外面的小孩在争抢捉到的蜻蜓。
傍晚,父亲下班回来,看见我们正在聊天,责备我不该随便耽误阿姨的时间。前面说过,我已经知道她叫芳兵,可还是拿不定主意究竟怎么称呼她。
叫我姐姐吧,她朝我挥一下手,又转向我父亲,叔叔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拿好餐具,去了食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