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走出太行
作者：余义林 郑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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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山西人,一个凝聚着山西的特别韵味、或者说将阔大的胸襟与近代商人的精巧融于一身的山西人走到我们身边———他就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太原汾机档案柜厂厂长朱柱金。在他笑意盈盈的谈吐间,在他稳健自然的举止里,我们感到历史的风云散去了,岁月的脉络清晰了,历史文化与人类精神的连结似乎正在得到某种指证。
是他把一个6人小厂变成了一个总产值6000至8000多万元、年销售6000到8000千多万元的集体企业;是他保证了全厂600多职工无一下岗,生产越来越红火;他也正在将人们关于山西的误会消除……
一、难忘羊城 1989年,广州。
朱柱金在羊城的滂沱大雨中等着一个人。朱柱金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高大、稳重,肤色略白,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此刻他双眉微锁,凝视着窗外如织的雨帘。
他是苦出身。然而山西五台县普通农户的日子却滋养了他的灵气,使他从小心灵手巧,聪明过人。解放后不久,他跟着一位本家哥哥到太原某建筑公司当了木工,随后便凭着天资聪颖把木匠活儿的十八般武艺练得圆熟精通,在做门窗之余,还给人家做各式各样的家具,当时颇有些名气。至今在他的办公室里仍放着他亲手做的一只三开门的大衣柜,造型大方,做工考究。最为令人也包括他自己称道的是,在大衣柜中门上下及两边,是他用樟木精心镶拼的花边和图案,既照顾花形对称,又讲究明暗对比,的确好手艺。也就是靠着这一身功夫,他一直是单位的技术革新能手,并终于在国有汾西机器厂稳当当地做了一名六级木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也许就作为一名普通技工而终老此身了。
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大潮由南向北逐渐汹涌的时刻,在汾机的车间里默默干活儿的朱柱金忽然感到脑际间有一片光亮,一个大胆的想法使他的脑脉冲分外活跃。朱柱金想:一个人光凭两只手能干多少活儿?靠国家养着有甚出息?人家南方都组织起来办厂哩,为甚我就不能学学走这路呢?
朱柱金开始了奔走游说。没有人,他叫上了自己的徒弟贺金孝和董学森(这两个人后来不仅是他的左膀右臂,并成为档案柜厂的元老级人物,董学森还担任了档案柜厂的副厂长),外加三个知识青年;没有工具,自备刨子斧头,又借了一台电锯;没有厂房,找了个废旧的汽车库,一间不到50平米的砖房;没有钱,找到要做活儿的主顾,跟人家商量要点预付款……就这样,1983年,一个6个人办的“铁木加工厂”正式挂牌了。朱柱金担任了厂长,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叫他“朱厂长”一直至今。
那时朱厂长惟一的行动纲领就是找活儿干活儿,多干快干,不计时间也不计报酬。他常常吃住在工厂,几乎天天加班。不过他没有加班这个概念,干累了就在厂房的旧沙发上眯一觉,醒了就接茬儿干。只要有活儿干就不停手,一干就是几个月不回家。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连续三年的努力,使这个小手工作坊式的工厂逐渐积累了140多万元,算是攒下了一点家底。1985年又抓住了一个大主顾,一个军队的单位要生产一批军用器材箱,原先人家生产2000只箱子要半年时间,而朱柱金却只用了4个月就生产了4400只箱子,而且保质保量,因而大获好评。朱厂长的好名声,他的铁木加工厂的好名声渐渐传开了,资金有了保证和周转,铁木加工厂买了不少设备,又租了一些设备,增加了厂房,增加了20多个工人,小作坊终于变成了一个有些模样的工厂了。
朱柱金厂办起了,可心下并不满足。如果说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的话,一副永不愿停歇的大脑是他明显区别于他人的地方。可以说每天除了睡觉,他每分钟都在想事情,而且想得很远,也想得很细。此刻他想:铁木加工厂只做些木匠活儿,箱子柜子的,毕竟有限。如果不开发新产品,不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恐怕以后很难发展。他没有把工厂定位在可以维持的单一化生产上,而是搜集各种信息,研究什么样的产品最有生命力。他不想像别人似的跟着市场跑,什么走俏搞什么,而是观察什么产品别人做不了,或是市场潜力很大,值得开拓。由此可看出他的远见,或者说他很有一些地道的、超前的经营意识。发掘市场,占领市场,这是当今企业家们几乎每天都要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朱厂长没把它当成理论反复“研究”,而是凭着感觉和魄力身体力行罢了。
这时,一条来自大同煤矿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1986年3月的一天,大同煤矿的一位矿长打电话找他:“朱厂长啊,你们能不能生产密集柜?”“密集柜?”朱柱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东西,不由竖起了耳朵。
“密集柜就是放档案的架子,我们这里的都坏了,要换哩……”电话那边,矿长还在不厌其烦地解释换密集柜的原因,朱柱金却已经对这尚未谋面的柜子产生了兴趣。还没有收线,他已决定亲赴大同。
当时没有小车,火车又不方便,他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像坐船似的一路颠簸到了大同。没等颠散了的骨头架子复原,他就一头钻进了大同煤矿的档案室。不多久他明白了,密集柜是个档案装具,铁的,要焊,要铆,要能拆能卸能组合。他估摸着这玩意儿能做,工艺上钻研一下,问题不大。于是把这活儿应了下来。
回到厂里,他立刻把仅有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纠集到一起,开始向这个从未碰过的新领域进军。在他的指挥下,绘图的,做模具的,买设备的,购材料的,全部按部就班行动起来,用了三个月,新型的档案装具SMJ—1型手动密集柜问世了。之所以称其为新型的档案装具,是因为朱柱金他们根据档案及各种资料的存放要求,在工艺和功能上进行了改进,使其存储量大,管理方便,一面世就大受欢迎。紧接着,太原公安局等单位用了他的柜子,订货单位越来越多。就这样,3月试制,5月出产品,7月经山西技术标准局鉴定,评为山西省级新产品,8月,汾机铁木加工厂与汾西机器厂联营,改名为太原汾机档案柜厂;第二年,手动密集柜在北京亮相,随即赢得业内人士的赞誉,汾机档案柜厂也被国家档案局确定为全国档案装具定点厂家。
本来一切都一帆风顺,朱厂长了解到,全国有3600多家档案馆,有3700多家图书馆,而且档案装具普遍老化,市场潜力极其巨大。他先到了上海,在上海摸了些行情、签了些合同之后,又一路南下去了广州。
这就是开头提到的他在大雨中等人的原因。
他等的是广东省档案局长柯义林。他并不认识柯义林,但他觉得,这位柯局长对他的事业至关重要。并不完全因为柯局长掌握着广东市场,说老实话,仅是广东已不能满足朱柱金的胃口,他惦记的是全国市场,而现在正有一个全国档案系统的会议在广州召开,柯局长是东道主,通过他便可能在全国各省市档案局一二把手面前亮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说来也巧,广州城建局曾用过朱厂长生产的柜子,评价不错,而城建局李局长与柯局长相熟,知道消息就告诉了朱柱金,朱柱金得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当然无论如何要南下广州了。
正思忖间,大门一响,伴着呼啦啦的风声雨声,柯局长已站在面前。
柯局长也是一个高大爽朗的汉子,在南方人中不太多见。他一见到朱厂长就热情地说:“刚才李局长已带我看过你们的密集柜了,不错不错,我们的需求量可是大大的。”可能这就是缘分,朱厂长和柯局长一见面就觉得很投机,话越说越深入。当柯局长知道汾机档案柜厂隶属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时,打趣说:“好呀,天上的没有飞过来(他是指国内另一家生产档案柜的厂家,原是制造飞机的企业),你们水上的倒漂过来了。”对于朱厂长来说,这次会见非比寻常,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因为回太原不久,他就接到了柯义林电话,说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进了一批日本的档案柜,由于运输问题蹭掉了皮,广州没人能修,叫朱柱金来看看。朱柱金一到大亚湾看到日本货,立即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方向。他围着柜子转来转去舍不得走:唔,漆好,工艺考究,设计也科学,索性提出把柜子“借”回去修,并语气坚定地说:“借一个还三个,保证比它的还好!”人家见朱厂长这气势,半信半疑,不肯允许。又是柯局长作保,而且他还邀了深圳市及广州市档案局局长。三位局长出面联保,终于朱厂长把柜子拉回了汾机。
这只柜子真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在密集柜准备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时候,接触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无疑如虎添翼。一只柜子虽小,但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没有对这只柜子的分析和研究,没有这种参考与借鉴,后来朱厂长也许不会继密集柜的SMJ—1型之后,那么迅速地推出SMJ—1型改SMJ—2型、SMJ—3型、SMJ—4型及SMW—4D型等系列柜型,抽屉式0号底图密集架,TLJ—2型推拉式密集架,CLJ—2型侧拉式密集架等极其众多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以至在产品规格、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上终于遥遥领先,坐稳了全国档案柜生产的第一把交椅,朱厂长也成了全国同行中大哥级的人物。
可是,他不会忘记,这个翻身仗的第一枪鸣响在雨中的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