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岔 路
作者：储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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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过那座城市的,有好多年了。记得车绕啊绕的,绕出绿绿的坡子,就是宽宽的公路,没有岔道的。也记得公路旁边都是绿绿的,能认得的植物便是摇着扇子般叶子的芭蕉。这次车子前面出现了两条路,总觉得车子是走岔一条路,虽然这条路是直的,但这条路和路边的风景没有那种依稀熟悉的感觉。
到了这座城市,感觉上是到了同样命名的城市。与记忆中的城市相比,似乎一切都变了样子。而今城市多有变化,变化也是相通相近规格化的。
走在城市全新的街道上,看着店门口年轻女人拉客的风骚笑脸,却还是生出了一点熟悉的感觉。异乡的旧感觉对客人来说应该是一种慰藉,但我远走这么多的路,并不是来怀旧的,我能猎取到一点新东西么?
在市公安局出进了半个月,也去了看守所。罪犯可说是形形色色,但都和我长期生活的那个城市里的罪犯差不多,似乎是模仿来的,只是模仿得迟了一步。所有的犯罪都属于低档次的,无新鲜可言,也缺乏智慧。破案也同样是简单的,就是有枪战,勉强可以上镜头,也无法抵得上香港枪战片。和我处熟了的李警官拉我去听一个强奸案,那个强奸犯竟说他是可怜那个丑女人才做的事。我看他露着得意的样子,忍不住想打呵欠。他的脸在我的眼前有点发虚,额头上的一块豹纹斑便显得很大很暗。
“你没兴趣吧?”出了看守所,李警官没有去踩动双人摩托警车,扭着头问我。我愣了一下,清楚自己刚才的神态瞒不过这位警官的眼睛,也就嗯了一声。
“你是写大文章的,非得要大物事才上眼。”“事并无大小,只有笔才有大小。”我应道。
“都在钱上了,小窃为偷,大窃为贪,你去查一查,不管案子大小,不管外面绕了多少迷雾,也不管许多的理由说得如何冠冕堂皇,振振有辞,天花乱坠,结果底子都是在一个钱上……”李警官一翻身跳上警车,脚蹬两下,车发动了,他却停下手来。早已坐在车斗的我,多少理解他如何会带我来审这个强奸犯了,似乎这个罪犯的动机还没有沾上钱字。不过我很快生出一个想法:正因为这个家伙没有钱,才会对一个丑女人犯这么大罪的。
李警官仰着头,似乎在想着什么,微微地叹了一下:“穿着这一身警服,可一辈子也许都难碰上那么一件大物事,一件够得上让你去费力费精神的大物事,让你穿着警服没有白搭了感觉。物事大到一定份儿上,也就不会顾及说情的烦恼,你投入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怎么做都值。那件大物事,够你得意一辈子,回想一辈子,一辈子都光光彩彩,实实在在的。”车子蹿出去,如风驰电掣。只有坐在警车上才会有这种速度带来的感觉,可以超脱上升。车停在一个菜摊边,李警官跳下来,走过去买了几把菜,塑料袋兜着拿来丢在车斗上,上车再发动,嘴里说:“这里的菜是最便宜的。”一听就知道,家里买菜的任务都在这个汉子的肩上。
车只开出一段,李警官突然拍一下车把手,叫一声:“这鬼家伙,多算我八毛钱。”随着声音,车绕了一个半圆,开回头。很快,他从那个菜摊返转,把钱往兜里揣。
我问:“他认账?”“他敢!”李警官咬出两个字来,把车开了,又扭头笑着,“不管人物大小,只在一个理上。”李警官很会说话,也许有的话平时在警局永远没机会说的。我正想着他刚才的感叹,车又停了,他又拍一下车把手说:“你看我怎么忘了,我们这里是出过一个人物的,与我们警局有点关联,还是个正面人物。”李警官说出那个人物的姓名。我只略微顿一顿,便想到了那个曾经在十多年前知名的人物。我看到过有关他的报道,他的一些冲破思想禁锢的深刻文字,曾一度激动过我。
他应该算是个思想界的英雄,有关他的报道出现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但那时他已经死了。似乎总是死了的人才有英雄的光彩。那同时还有另一位英雄人物在宣传,那一位也是死了的。两位英雄都有着冲破迷信的思想,那一位是死在狱中的枪下,更有着一种宣传上的力度和分量。而这一位是病死的,属于自然死亡,也许还因为他的言辞过于激烈了些,在当时显得过头了一点,所以对这一位的宣传也就没有铺开,社会影响也就小得多。英雄也是一种机缘,这种机缘过去了,也就永远地过去了。现在,许多人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话,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他了。不经过那时的人,再也无法理解他那样的思想又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的人自然很少有知道他的了。
为了李警官的好意,也为了对这位过去了的英雄的敬意,我尽力表示出了兴趣。随李警官去警局,他翻出了一本陈旧的日记本,日记本上的字已经变淡变浅了。我找了个地方慢慢地翻那日记,那是一段段的想法,看得出来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写成的。作者清楚他的思想是离经叛道的,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想法,而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的想法是可怕的,他已经感到就要大难临头了,于是他离开了社会,躲到一个边远的地方,静静地把想法写出来。但就是在边远的地方,他还是无法使自己超越那个时代,他的许多的思想,现在看来还是显得幼稚的,还是基于旧的传统思想的底子。看完了日记本,我叹了一声,这一本东西现在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意义了,就是当时有机缘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只是让英雄更知名一点,他的思想也只可能在一段时间中流行。这是一个局限,无可奈何的局限。而在我思想中盘旋的只是他的形象,我看着那个形象慢慢地走在遍地乱草的山野间,他独自在那荒草坡上沉思,随后走进他的吊脚楼去,在油灯下写那些文字。就是在那孤独之中,他还是带着了某种恐惧,他的笔还是在某些禁忌处带着明显的收缩。我想到,也许他的那种孤独的形象更大于他思想的意义。
我半仰着头,我的感觉在那种苍凉的孤独的意境中盘旋,那是一种近乎艺术欣赏的感觉。我清楚那是无用的,不是眼下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是那种能引起读者新鲜感的东西,并不管内在平庸与否,需要的只是外在能叫能喊能闹能唱的东西。
我的眼光停在日记最后一页纸上,停留在最后的两个字上:“绝笔”。就是说他是知道,他已临近了死。他是在死之前写下的,就是在这绝笔的一篇之中,他也没有达到完全的超越。我这个想法有点残酷,似乎要求那个将死的人,最后完完全全地搏击一下,写出惊世骇俗的东西来,而让我现在能够欣赏和享受这份思想的力量。
感受慢慢变得淡化,我把本子合起来。准备交出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点:他是决定把日记本交出去的。他所有的写法,都不是想藏之深山留传后世的。也就是说,他孤独所写的,并不希望它也孤独。他想交出去,对此他是有着死后的考虑的。那么在偏远的地方,他交给了谁?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当地的山民?是苗族,黎族,还是傣族?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男人那么是不是朋友,是女人那么是不是情人?一时我的思想活动起来:这本日记又由谁交到了警局?他是了解这本日记,还是不了解?如了解,是从什么时候了解的?如不了解,又如何交到警局去?我感觉到自己猎取到了一个新鲜的对象,我为自己的感觉而兴奋。
文存上贴着的是十几年前的标签,十几年前的事,当时所在的警官都不一定记得其时的情景了。李警官却坚持说他知道。他说是有人举报来的,当时是作为反革命案上报的。不是罪案不进警局。李警官自称是活字典,只要问到他,什么事都会先说一句:我知道。
日记本是由一个叫黄向东的人交到警局来的。那时“文革”已经结束,思想形势正开始变化。有一天夜里,一个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套挽着裤管的年轻人走进警局,看得出他是从偏远地方来的,并且长期生活在那里,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红宝书”,一进门便咬着一口变调的城市话,大声说他查获了一个反革命,是一个反对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他还带来了证据。一眼看去,他就像是疯子。几个值班警官看着他。那时警局里常会有疯子来,大多是“文革”迫害产生的。警官们开始也是把黄向东当疯子对待的,他们让他坐下来,有点不经心地听他说着那已经开始过时的话语。他说自从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言行后,他就跟踪追查,一直追踪这个反革命到了深山中,他埋伏在那里,为了不让那个反革命有所察觉,他像个地下党,也不和外界联系,这一跟踪连自己也忘了有多少年了。终于,他最后拿到了证据。警官听疯话似的,象征性地记录了几个字,让他拿出证据来,放在桌上,就让他回去。那时已经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警局里多有诉冤的人来要求复查,自然也有些神经不正常的诉说。而这种旧式的举报控告十分令人奇怪。
这个装束奇怪的青年,神情显得疲乏,声调里却是一副英雄的气概,他努力使口气变得尖锐,或许他觉得自己的叙述没有达到效果,于是他说话的调子越来越亢奋。他细细地描述着他侦察反革命的行动。他的带着夸张的描述,越发让值班警官觉得他神经有毛病。后来黄向东大概觉得他所面对的反应,根本不是他多少年来想象的,正是那对胜利的想象支撑着他多年的行动。他的眼光黯淡下来,口气不那么强烈了,这使警官觉得他多少有些正常了。他把证据本子送到他们面前,他说:你们看看,这就是罪证,多少反革命的恶毒思想!警官翻了一下日记,见那上面写着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的句子,正是报上在宣传着的,也就越发相信来人是个疯子。黄向东又说起了他的“英勇事迹”,警官便边拉边扯地把他推出了门。
过了好几天,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警官,在桌上无意翻看了这本日记,他发现了它的价值,那里面有许多的言论正合着思想解放的需要,这不是罪证,而是一个英雄的表现。于是,这份东西被复印了,送去许多的地方,接着便有不少记者前来,很快日记中不少章节在报上发表出来,一度宣传得轰轰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