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蚂蚁的歌谣
作者：刘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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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你刚才的说法,如果把对自己和别人的名字产生深深的疑虑算作一种经历的话,一九九六年三月至八月的一段时间里,我就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你知道那时我还没有放弃教书工作,在一所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成人高校教授青年运动史,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孙二水的人,我觉得他的名字怪极了。孙二水来自胶东半岛的文登市团市委,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少言寡语,小个子,黑脸膛,听课时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很长时间内我并没有把孙二水这个名字和那个小个子学生对上号,当然我知道这个怪名字属于他之后,也没有觉得他的名字更怪,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偶尔把目光扫到他的脸上,批改作业时望着"孙二水"三个字发一会儿呆。这一年的六月底,孙二水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到我宿舍来,他这一届学生就要结业了,他们三五成群地来向我告别。当时孙二水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的脸略微有点发红,低着头不声不响,所有师生离别时应该说的话,他的几个同学都代他说过了。我觉得在这一拨同学中,孙二水是惟一一个不愿意引起我注意的人。但在他们起身离去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问孙二水,他为什么叫了这么一个名字。孙二水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爷爷为他起的,他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他的爷爷。孙二水结业以后又回到了文登市团市委,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写给我一封信,谈谈工作生活情况。现在他那一届学生的名字我几乎已经忘完了,惟独孙二水的名字还记着。
对我来说,大多数学生的名字都无关紧要。当我站在讲台上时,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相似的脸庞,而他们的名字,更多的是出现在花名册和作业本上。我无法做到让那一串名字和那些脸庞一一对应起来,实际上只能够在作业本上区分开他们。不知道你能否体会到这一点。孙二水的名字之于我,似乎包含着一些特有的意义。但在1996年的5月份之前,我一直并不清楚"孙二水"三个字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那年"五四"青年节前后,我在接待北京来的考察团时认识了一个叫"孙冰"的人,那时才在"孙二水"和"孙冰"两个名字的比照中,看到了前者的不同寻常之处。不过事情还远非这么简单,这两个名字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巧合,更多的东西隐藏在名字背后。这件事的详情等一等我会讲给你听。总之在一九九六年的三月至八月间,我始终受到有关名字的各种各样的困扰。那些日子我老是感到自己很虚弱,神志恍惚,缺乏信心。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把一张方格稿纸铺在写字台上,把同事、朋友的名字一一写在格子里面,然后望着这张纸,疑虑就产生了。比如"李纪钊"和"刘玉栋"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它们和我那两个活生生的以写小说为职业的朋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会不会有一天他们两人突然放弃各自的名字,改用其他的称号呢?或者说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叫"李纪钊"和"刘玉栋"?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孙文彬",这三个字也经常让我惶惑不安。有好几次我在写到自己的名字时,不知道打头的那个字的"小"字旁应该在右边还是在左边。如果趁我精力分散的时候,有人站在办公室的门口或者走廊里喊一声"孙文彬",我会一下子不知所措。
你是否还能回忆起一九九六年三月份的天气?那一年春天风沙很大,刚刚脱去了冬装,本可以享受一下三月里懒洋洋的阳光,可是风沙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天空变得浑浊不清。后来的烦恼都是从三月里开始的。我记得妇女节刚过,一天下午,从定陶县孟堤乡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和我差不多,但吃得很胖,他的圆鼓鼓的肚皮把西服里面的红色羊毛衫撑得满满当当的。我们两个在单位的传达室里见面,他一看见我,离得还有几步远就笑着说,孙文彬、孙教授,混得不错呀,走路蛮有劲头的嘛。他笑的时候两腮和下巴上多余的肉向三个方向挤过去,细眼睛也变成了两条缝,给人的印象这人是一个乡镇干部,而且大多情况下他总是用这样的笑容面对下属。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很长时间,握得很热烈,我顺着他的话说,混得不好,瞎混,还是你行,你已经发福了。这时我看见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小伙子,他向我介绍说小伙子叫小赵。小赵也上前和我握手,说,路上孙乡长一直念叨,说他有一个中学同班同学在这里当教授,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面了。显然小赵所说的孙乡长就是这个肚皮鼓得很高的胖子。孙乡长接着问我,我们俩有十七八年没见过面了吧?我急忙回答他,是啊,是啊,大概快要二十年了吧。我想起来,孙乡长的确是我初中或者高中的同学,尽管他已经发福了,但他的一笑就变成了两条缝的细眼睛,他的粗壮的手指,还有手心里总是潮乎乎地发粘那种感觉,都是我过去曾经非常熟悉的。可以说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我和孙乡长肯定是一对相当要好的朋友,那时我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甚至可以相互感知对方身体的气味,可我就是想不起孙乡长叫什么名字。
我把孙乡长和小赵领到办公室里喝茶,我的同事看到我领着客人进来,都躲了出去。孙乡长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小赵坐在对桌,我搬了另外的一把椅子坐在他们两人的旁边,然后随意地聊着家长里短和一些废话,比如询问对方的老婆干什么工作,孩子上几年级,住多大平米的房子,经济收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生活,还有过去我们共同的熟人、朋友、同学现在一一都在用什么样的手段混饭吃,谁谁谁结了婚又离了婚,谁谁谁因为超生被开除了党籍,谁谁谁的老母亲和自己的儿媳吵嘴后上吊死了,以及中东问题的实质、中美关系的前景和近在眼前的香港回归,等等等等。在我们穷聊的时候,孙乡长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孙文彬,他像招魂似的念着这三个字,孙文彬孙教授,每一次他想发言的时候都这样叫一声。叫过之后他还时不时地望着我笑,有几次他笑的时候小赵也跟着笑。比起在传达室那会儿,孙乡长的笑容里多了一些神秘和戏谑的意味。我弄不明白是孙乡长他们这些乡镇干部平时习惯了类似的笑容,还是只有面对我的时候才这样,总之孙乡长笑的时候,我就想打喷嚏,迎着这样的笑容,我的眼睛和鼻子周围的肉就发麻发痒,额头上还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可是你知道那时的天气一点也不热,从打开的窗户里飘进来一股一股的春风,风吹到我的额头上,使我感到一阵一阵的凉意,但我额头上的汗还是不断地往外冒。为了缓解某种不安,我也学着孙乡长的样子,用戏谑的口吻称呼他"孙乡长"。坐在我面前的这个胖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现在他当了定陶县孟堤乡的乡长,我讪笑着称呼他的职务可能更显得亲切。你想一想当时的氛围,我没有勇气斗胆询问他的名字,那样的话等于是掴了自己一记耳光。那时我后悔了在传达室刚刚见到孙乡长的时候,不应该被他的亲近和热情阻挡住询问他名字的企图。而随着我们相处时间的拉长,这个企图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我深深地陷在他那种怪模怪样的笑容里。
孙乡长那次到省城来,主要目的是想邀请农科院的一位蔬菜专家到定陶县孟堤乡住几天,对他们那里的上万家大棚菜农进行技术指导。可是因为那个专家要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他们只好住下来等他。孙乡长来找我,一来是他还念着同班同学的情谊,二来是也好打发掉等待的时间。那天晚上孙乡长、小赵和我,三个人一块吃了晚饭。在饭桌上孙乡长一边向小赵吹嘘我的学问大,做了大学里的教授,一边大谈自己在孟堤乡的政绩。还像下午那样,他每次说话都要叫一下我的名字,孙文彬,然后就笑。孙乡长说下午他和小赵在我们学校大门口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才敢肯定我的名字就叫孙文彬,他们向传达室打听这个名字,果然,传达室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你就是叫孙文彬,孙乡长对我说。小赵又笑起来。孙乡长还向我谈到了一件事,他说在我们两个同学的时候,有一次在硬地上摔跤,我居然一下子将他摔到两米开外的地方。那大约是在秋季,刚刚下过小雨,地上还很潮湿,孙乡长被我扔出去之后,首先闻到了湿泥的气味,接着他看到很多双腿,因为当时十几个同学正在围着我们看热闹。孙乡长形容那个过程时说,他被我扔出去的时候,身体团在一起,像篮球一样砸在地上之后又弹起来。孙乡长第一次着地时,有一粒小石头正巧硌在他的尾骨上,当时觉得很疼,可是自尊心使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大约二十年之后,他的尾骨已经增生到将近一寸长了,现在,就是我们那次吃饭的时候,孙乡长增生出来的尾骨正在顶着他屁股下面的木板椅子。我不知道孙乡长所说是真是假,我告诉他说,没有外人的时候我要脱下他的裤子,看一看他的尾骨。我还对他说,有一句俚语说男人三条腿,现在你已经四条腿了。孙乡长、小赵和我三个人都笑起来。
按照孙乡长的说法,在我看来,那次摔跤我把他扔出去两米多远类似于一次谋杀,这当然是我二十年之后才有的想法。现在我对你说起谋杀这个字眼儿,仍然心有余悸,不过不管怎么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即使是一九九六年三月里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现在是一九九九年的七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差点再次谋杀了孙乡长。那次孙乡长在省城大约住了四天,在这四天里面他居然到学校里找过我四次,让我忍无可忍。事情明摆着,他是我的同学,我们曾经非常熟悉,可我根本想不起他的名字,因此我不想见他,但他呢,却没完没了地缠着我。那时孙乡长也已经感觉出来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关于这一点,他好几次对我进行含糊其辞的挖苦,但不肯主动挑明。他只是说类似的话,你现在今非昔比了,你阔了,你厉害,要不你怎么会叫孙文彬呢,你是孙文彬你怕谁。不管孙乡长怎么说,反正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仍然哼哼哈哈哈地叫他"孙乡长"。我记得孙乡长第四次去学校找我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是一个人去的,小赵并没有跟着,当时小赵正在那个蔬菜专家家里干活。那天孙乡长敲开了我宿舍的门,他站在门外嘿嘿地笑,像是在对我说,不管你藏到哪里,本人都能逮到你。孙乡长穿了一件细方格的浅灰色西装,黑底绿花的领带打在红色羊毛衫的外面,风一吹,那条领带在飘。他的脸是菜灰色的,眼白里面布满了血丝,像是睡得不太好。果然孙乡长说,昨天晚上他们请蔬菜专家的客,在夜总会里扔下了一千多块钱,结果那个专家很高兴。孙乡长进屋以后又说,这几天我老来惹你,让你烦了,我都看出来你烦了,不过今天是最后一次,明天我们就回孟堤乡。这一次孙乡长来的目的很明确,他要求我带他去体育场看一场足球比赛。
下午,我开着一辆"大兵"赶往体育场,孙乡长就坐在我身旁右首的座位上。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大兵"这种牌子的车,其实它只是一辆早已被淘汰的绿棚军用吉普,这辆车是我的朋友刘玉栋花四千块钱从旧车市场买来的。当时我们几个朋友都管这辆快要散了架的破车叫"大兵",那一阵我们玩它玩得着了迷,为此大家还都考回了驾驶执照。说实话那时我开车的技术并不怎么样,刹车和转弯都做得很突然,孙乡长坐在座位上像一个不倒翁,随着车体的惯性前后左右地摆动。最关键的是"大兵"右边的车门,门上的弹簧已经断掉了,根本关不牢,但是这个情况我没有告诉孙乡长。当时我心里的确这样想过,如果我左转弯转得急的话,孙乡长就会像电影里的某些镜头那样,从车门里飞出来,所以在路上我双手握着方向盘,一直在偷偷地笑。我记得孙乡长两次形容我的车技时说了一句同样的话:他说你这哪里是在开车,你是在颠轿子。我就望着他笑。我想这几天孙乡长来见我,前两三次都是他望着我笑,现在终于轮到我了。车子转了几条小街之后,上了横贯城市南北的那条高架路,我对孙乡长说,你坐稳当,现在我要提高车速了。"大兵"在我们的屁股底下患了虐疾似地抖了一阵,很快车速达到60迈,我往车窗外扫了一眼,那时我感到"大兵"很像一条小汽艇,它正在楼顶构成的浪尖上滑翔。车到杆石桥路段时,又一次逢到左转弯,这一次我没有放慢车速,结果,车子的左边一点一点地矮下去,孙乡长的身体开始倾斜,车门慢慢地打开了。当时孙乡长的一只手抓着车门的把手,感觉中,车门像是被孙乡长有意打开的,他做这个动作时非常用力,甚至用上了整个身体的重量。车门打开了大约有二尺宽,孙乡长右边的肩膀已经暴露在外面,这时我伸出右手抓到了孙乡长的衣领子,把他重新拉回到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来,同时,"大兵"所做的那个急速的左转弯动作也已经完成了。大约半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是一个黄昏,我再次来到了高架路的杆石桥路段,不过这一次不是驾车跑在桥上,而是站在桥下。我仰着头,仔细地看高架路上那个大转弯,又目测了路面离开地面的高度,然后利用初中物理课本上的一些定理定律,计算着如果当时孙乡长从那辆吉普车里飞出来,大体会落在地面上的哪个位置。按照我的计算,他的沉重躯体应该砸倒一只熊猫形象的垃圾箱,那只熊猫憨态可掬地站在高架路下面的人行道上,它和孙乡长一样肥胖得似乎只有头和肚子。那时我想到了几天前做的一个梦,在梦中孙乡长挤着眼睛对我说,孙文彬孙教授,那一次你想弄死我。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孙乡长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当时我把将要飞出去的孙乡长拉回来之后,看到他出了一头虚汗,脸色蜡黄。在剩下来的路途中,"大兵"继续在高架路上飞驰,孙乡长往我这边斜着身子,里边的那只小臂死死地扣住座椅的靠背,他没再说一句话,他似乎真的感到了恐惧。一直到走进了体育场,他才扯扯我的衣服袖子问我,你是不是想弄死我?我笑着回答他,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是我救了你的命。那时我还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只顾嘿嘿地笑,一点也不为刚才的恶作剧后怕。两支球队已经开战,分别身穿红白两种球衣的球员不停地跑动,几万名观众正在挥舞着手臂呐喊,我和孙乡长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可是我们的目光却很散淡,根本无法集中到绿茵场上去。我还在望着孙乡长笑。当时我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很奇怪,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这个动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望着孙乡长,笑着,用一只手抿了一下孙乡长额前的头发,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对一个胖孩子所做的那样。我记得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停了一阵,孙乡长咕噜了一句什么,他的这句话对我回忆起他的名字来至关重要,但由于我情绪激动,根本没有在意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