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2期
人生瞬间
作者：何顿
字体： 【大 中 小】
一
老三是我的朋友,是一个极有味的人。有的人活着就是让人讨厌的。例如我楼下一个姓易的男人,这男人个子很高,有一米八,是个怪僻的家伙,也不知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成了一名教师。他刚入我们学校时,我们都称他为易哥,都以为他是条汉子。这是因为他身材高大,长一张马脸。通常高大且长一张马脸的男人都是侠客一类的好汉,于是我们也这样看易哥,相信他是一个通达人情、不多事但绝不怕事的男人,就像荧光屏上的那类让人竖大拇指的角色。最开始我们以为他的沉默是彼此不熟,还因为高傲所致。但久而久之,我们发现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类人,而是一个怪僻的家伙,只能说我们学校里又多了一个乏味的人。于是我们就改称他为老易,这是说不把他做朋友看,且不打算交往了。
在我们黄家镇中学,有趣的事情很少,乏味的事情却比比皆是。例如校长为了表示他是校长,总是绷着脸,这就让人很乏味。又例如总务主任走路时总是目不斜视,以示自己是主任,这也让人乏味。还例如校办公室黄主任常常开会时站在门口,手拿一支钢笔,登记谁谁谁迟到了几分钟,或谁谁谁早退---这与每月的奖金直接挂钩。这也够叫人气愤和乏味的。当然,还有更叫人伤心和乏味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的朋友老三生于一九五四年,属马。个儿不高,也不矮,长一张方方的面孔,当然你也可以称这种脸型为国字脸。今年四十五,已秃了顶,头发于是就稀薄了许多。他有一个儿子,不像他那么老实,从小就十分捣蛋,天生的捣蛋鬼。老三于十多年前看上了一位姑娘,而那位姑娘也看中了他,两人匆匆结婚了。
我说两人匆匆结婚了是因为老三当时不顾我的反对。他相信爱情。那时候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只有年轻人才拥有,中年人的理想基本上都破灭了,老年人只剩下回忆了。老三那时候年轻,当然就被理想支撑着。
老三当年确实年轻,二十几岁,虎头虎脑,而且酷受文学。文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很好的烧饼,又香又热,大家都想啃几口,以示自己的文学造诣非同一般。现在的人对文学不那么关心了。但假如你是处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假如你身边有一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发表了散文或小说,你就会对他肃然起敬。就像你现在对一个大款一样,甚至还超过了你此刻对大款的态度。当年文学是一切,因为人人都读刊物,爱文学。这很好解释,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更不要说卡拉OK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人都安于现状,在工厂工作不存在下岗的问题,在政府部门或学校工作也不存在开除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有一份薪水拿,且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茶余饭后,自然就捧一本文学刊物看,且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没有人再关心文学了,茶余饭后有电视看,电视不好看有报纸或很时髦的杂志看,如果什么都不想看,还可以和几个朋友坐下来打麻将、打牌或聊天谈生意或放开喉咙唱卡拉OK等等等等,反正打发时间的方式有的是,再也用不着为打发剩余的时间犯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三仍坚持爱文学,仍然订阅《小说月报》---他是黄家镇四五万人里惟一一个订阅《小说月报》的读者了,期期都看,每一篇文章都要读一遍,最后发出一番感慨:现在的小说比以前写得更好了;或者说:现在的小说愈看愈没味了。他对我说:我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不懂文学的人。
老三认为他是懂文学的人。
我现在又想说说老易这个畜牲,我说他是个畜牲是有根据的。人首先是畜牲,才是人,这是根据之一;其次,他的乖张行为也类似于一只老鼠。比如他独来独往,与任何人都不打交道,却非常阴险地同他楼上的人斗争。这种行径不太光明磊落,也有点像畜牲。说到他阴险我颇有些证据。老易与我住一栋楼且住一个单元。我住五楼,他住三楼,我们中间夹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姓罗,中等个儿,长一张圆圆脸,生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天生一副刁民相。但美术老师是个极好的人,天性十分善良,虽然外貌凶猛。有的人长得凶,骨子里却温顺不堪。罗老师还是个极有事业心的人,不甘心一生就这么毁掉,常常把大量的时间投放到搞创作和搞装修设计上,变着法儿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中学里当一名美术老师是没什么油水可捞的,美术课属于副科,领导既没要求,学生也很马虎,从来就没有补课的好事发生在美术老师身上。所以教这门课的老师就只能把挣外水的心事摆到校外。不然,他就是我们说的"死狗子"。所谓死狗子就是拿点呆工资生活的人。
我和这位美术老师倒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油画。他的油画既参加过市级美展,也参加过省美展,还在省里获了奖。如果要说才干,在黄家镇中学,他恐怕是最有才干的老师。但因为他是美术老师,他的才能被人忽略了。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一概对他视而不见。这可能是因为他有一把络腮胡子所致。那一脸土匪样的胡子把他那张英俊的脸蛋涂抹得一塌糊涂。假如你望上去像个土匪,领导就对你没好印象了,觉得你这样的人不好驾驭。美术老师觉得,他吃亏就吃在他这张脸上。
罗老师常常照着镜子看自己的脸,总是困惑无比,其中一条就是:我为什么生一张这样的脸?这张脸看上去是多么不逗人喜欢啊。
罗老师同老易的矛盾是渐渐积累的,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深的矛盾。罗老师是白水县城人,在县城街上长大,而老易生在黄家镇,长在黄家镇,两人在进入镇中学前素不相识。一个是大学毕业时分来的美术教师;一个是在黄家镇管辖的另一所村小学的戴帽中学里工作了十多年,通过一些关系才调入镇中学的。两人一开始并没矛盾,矛盾总是要有基础的。老易住三楼,罗老师住四楼。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矛盾。假如是罗老师住三楼,老易住四楼,也就不可能有后面发生的事情,偏偏学校不是这样安排的,所以就有后面的故事。罗老师是学美术的,在住进这套两居室前,一开始便大兴土木---为他的新居装修。装修当然要用电锤、电刨,还当然要磕磕碰碰,噪声自然就难免。而老易是个九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的人。这是在那所戴帽的农村中学里养成的习惯。在老易成长的道路上,一开始是黑灯瞎火的,晚上只有青蛙和蛐蛐叫,而要把黑夜的漫长时间挥霍掉,在黑乎乎的乡村学校里惟一的方式就是睡觉。所以老易养成了早睡的习惯,而他老婆也睡得很早。罗老师却急于想把装修搞完,一开始就早晚不分地干着,让那些装修的民工吃过晚饭接着又干,而民工也想早点干完,所以常常晚上要闹腾到十一点多钟。
矛盾来了。
老易于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敲开了罗老师的房门,当时罗老师正指挥两个民工吊客厅的顶。罗老师见来者是楼下的易老师,就客气地一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齿。什么事?
老易没笑,脸上是黑的,因为他是上楼来提意见的。你看见过提意见的人笑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休息。他不说他,而说人家。
就完了就完了,罗老师说,看了下手上的表。对不起。
这几天,我根本就没法睡好觉。老易又说,把头一甩。你们也要顾及一下楼上楼下吧。
罗老师脸上没有了笑容。假如你正在兴头上装修,楼下的人跑上来提意见,你脸上也不会有笑容了。罗老师说:好好好,就完了。
一个人要讲公德。老易说,不能只顾自己。
罗老师扭开了脸,这时他想回敬一句,却忍住了。
从此,罗老师就不理老易了,因为罗老师被老易弄得不舒服。你一旦不舒服,你也就不想佯装笑脸理让你不舒服的人。
二十年前,老三曾经爱过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就住在我小时候长大的巷子里。我们那条巷叫做光裕里。光裕里有一处大院,曾经是黄家镇最大的地主的住宅,大地主于一九四九年跑到台湾去了,但大院还在。大院里有两棵玉兰树,一到春天就开很大很大一朵的玉兰花,满树的白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好看得要死"。玉兰花一掉,到了夏天玉兰树上就结满了玉兰籽。我们叫玉兰籽为"瓢羹粒粒"。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贫困的年代,瓢羹粒粒成了我们食用的东西。一到玉兰籽熟了,我们这些孩子就爬上树用竹篙把玉兰籽打下来,然后放到锅里去炒,放点油放点盐什么的,当豆子吃。
老三家里很穷。这很好解释,因为老三有六兄妹。老三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老三。老三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所以老三就非常注意那些瓢羹粒粒,经过大院时常常走进去看看,看那些瓢羹粒粒熟了没有,看瓢羹粒粒被人打掉吃了没有。
搞瓢羹粒粒吃不?老三会对我说,做出口水都要流出来的模样诱惑我。
我们那时候都很小,也很穷,身上从来就没有一分钱,所以就特别想吃东西。现在的小孩子身上都有钱,这是因为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还因为一家只能生一个小孩,父母们负担没那么重。所以,现在的孩子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玉兰籽,因为什么零食孩子们都吃得不爱了。我们那个时候不但吃玉兰籽,还把凉薯、黄瓜、藕做零食吃,甚至红薯和盐蛋也是我们的零食。我就记得老三拿着盐蛋在街上边走边吃的情形。那是农历五月端午节,这样的节日家家户户吃粽子和盐蛋,以此纪念那个名叫屈原的投河者。要不是屈原投了河,我们还没有盐蛋吃呢。老三对我说。
这话一点也不假,如果那个名叫屈原的老祖先不跳进汨罗江,后人就不会用吃粽子和盐蛋的方式纪念他。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来的子孙们把这一天变成了节日。于是我们才有幸吃到了粽子和盐蛋。老三在家里舍不得吃盐蛋,他在吃饭时把盐蛋节约下来,吃完饭他就拿着盐蛋到外面来吃。这并非是炫耀他家里有盐蛋吃,而是纯粹拿盐蛋当零食吃。他把蛋白吃掉,拈着油渍渍的蛋黄,用舌头舔着吃。那模样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那时候老三只有十岁。我八岁。
瓢羹粒粒也是老三爱吃的。他带我常常上大院里摘瓢羹粒粒,然后把瓢羹粒粒放到脸盆里洗洗,在锅里放点油,把瓢羹粒粒倒进锅里,再放点盐,炒着吃。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
大院里有一个姑娘,我们黄家镇称姑娘为妹子,就同称男孩为伢子一样。那个妹子姓孙,父亲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说一口普通话。孙妹子既说黄家镇话,也说普通话,声音非常好听。孙妹子长得白白净净,还很苗条,看上去弱不禁风。我们那时候叫孙妹子林黛玉,可见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审美能力。孙妹子经常瞧着我和老三摘瓢羹粒粒,因为有棵玉兰树就在她家的窗前,说准确点就在她的闺房前。孙妹子就趴在窗户上看我们爬到树上摘瓢羹粒粒,或者看着我们用棍子打。孙妹子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和一双妩媚的眼睛。有的女孩子天生妩媚,可能就是说孙妹子这样的女孩了。
你们会掉下来的,孙妹子指出说。不会,老三很自信道。
天啊,孙妹子叫道,爬那么高。她简直是很佩服地瞧着爬得老高老高的老三。
这孩子是谁?孙妹子的母亲会问孙妹子。
孙妹子会在我们面前摇头说:不知道。孙妹子会笑。她的笑容也很好看。
孙妹子比我高一届,比老三又矮一届,与我们同在迎春路小学上学。后来上初中时,我们碰见还彼此一笑,主要是她先笑。但进入高中后,孙妹子看见我就不笑了。我长大了,她也长大了,似懂非懂地懂得一些男女有别的事情了。
二
我和罗老师是在镇中学相识的。我小的时候是在镇街上与老三和孙妹子一起长大的,而罗老师是在县城街上长大的。镇中学成了我们相识并逐渐要好的地方。罗老师教美术,我教语文,住楼上楼下,十年前又都是年轻人,所以成好朋友是有基础的。
罗老师。
何老师。后来我们又将称呼改为罗兄和何兄,这就是走向亲近的称呼了。开始我们彼此都有点清高,这是当老师的德性。假如你是一位教师,你也会做出一点清高的样子来。但人一旦混熟了,你就用不着再装清高了。清高是给不熟的人看的,在朋友面前如果你还清高,那就要上医院去检查了。
罗老师在镇中学受到了校长的排挤,校长看他不顺眼,这是罗老师有点像土匪。我在镇中学也不逗领导喜欢,这是因为我有一天不知天高地厚,叫他"校长老兄",且是当着几个体育老师的面叫他。这不能怪我,因为我叫惯了老兄,一下改不过来。况且我叫老兄的出发点是想跟他套近乎,表示我们很友好。然而错的是我。校长不想与下极亲密无间,他喜欢与老师保持距离,从而好驾驭老师。假如你叫他校长老兄,我也叫他校长老兄,大家都叫他老兄老兄的,那么他还有什么威信呢?他一失去威信,指挥就不灵了。我一声"校长老兄"开罪了校长,从此他一看见我就把脸拉下来,甚至都不看我,让我懂得距离的重要性。
他妈的,老子不干了。罗老师骂道。他妈的,老子也觉得没意思。我也说。刘校长这人水平太差了,罗老师说,怎么都是一些这样的人当校长。
刘校长装腔作势的,硬要别个怕他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真是好笑。我说。他包庇老易他们。
是的,他是包庇人。罗老师赞同我的话说。他拉一批打一批。
这是当领导的伎俩。低劣的伎俩,罗老师蔑视道。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没有道理不成为好朋友。罗老师喜欢打麻将,我也喜欢打麻将。罗老师打麻将输的时候比赢的时候多,我打麻将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多。但我们几个老师玩得不大,所以输也没有杀伤力,赢也赢不到哪里去。主要是玩。想想吧,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工作、吃饭、睡觉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看书看电视虽然也可以打发时间,但看多了就乏味,甚至枯燥。打牌时间过得挺快,一个晚上很快就挥霍完了,剩下的时间可以睡得很好。第二天照样上班。我是个麻将鬼,这是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假如你感到前途渺茫,你也会成为一个麻将鬼。这很好解释,因为打麻将让你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罗老师是半个麻将鬼,因为他还有一部分事业要干。他对艺术的痴迷到了"不可悔改"的地步。如今这年头谁还去画画?况且他还是画赔本生意的油画,就是说他要自己买画布,请木匠做画框,还要把我叫下去钉画绷---把油画布拉抻钉到画框上,然后他便面对画绷痴痴迷迷地画着。一个月下来,那画绷上就有了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屋,房屋的前面有两株枯树,或屋顶上生着两棵枯草,或屋角栖息着一只乌鸦。他的四壁上挂满了破败不堪的房屋画。他在画房屋系列。他很想有朝一日跑到省城办一个个人画展,从而一举成名。他有成名的欲望。一个人有了成名的欲望就会始终不渝地追求,这是有一个成名后的梦想在诱惑他。
画卵呢,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候打击一下他的积极性说。
我喜欢画画。他嘿嘿笑着说。你想成为大画家?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那就打麻将去。走,三缺一。我说。
他于是就放下画笔,洗了手,上我家打麻将。
老三是不可能把孙妹子掘到手的,就好像我们的体格不可能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老三是一只普通的狗,而孙妹子是一只高贵的狗。这样说似乎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但这样说也比较客观。在光裕里那条灰暗的巷子里,住着一位镇领导,那便是孙妹子的父亲---说一口普通话的南下干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我们黄家镇,很少有人有自行车。那辆自行车经常于早晨或黄昏时响着车铃穿街过巷,让我们急忙闪到一旁待这辆自行车匆匆驶过,都看见了这辆自行车的后雨板上印着永久两个漂亮的字体,也都晓得骑在车上的人是孙镇长。我还记得孙镇长是个秃了顶的男人,生一张圆圆脸,中等个儿,常常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自行车的龙头上经常挂着一只黑公文包。我们那时候都晓得孙妹子的父亲一发话,就得抓人。因为他是分管治安的镇长。当年,镇街上的流子一见到孙镇长就东躲西藏,都很怕他,尤其怕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
孙妹子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又怎么会看上老三的爱情?老三呢,时常往大院里跑,借着各种由头找大院里的同龄人玩。大院里有一个与老三同龄的人,小名叫四毛。老三就是去找那个四毛玩。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玩,要玩也就是坐在一起聊天。想想那个年代,也真是乏味透顶。书没书看,电视没电视看,麻将也不敢打,最多就是下下象棋或军棋,把棋盘砸得嗑嗑响。老三那时候爱吹笛子,他的笛子还真吹得好,吹《我是一个兵》还真吹出了味儿。所以他常常到四毛家里吹笛子,把笛子吹得呜呜地叫。四毛不吹笛子,四毛的哥哥也不吹笛子,他们打着哈欠,睨着老三吹,吹完后评价两声,也算是对他的肯定。
老三吹笛子不是给他们听的,而是给孙妹子听。那时候的夏天,大家都喜欢把竹铺搬到坪里,晚上点根蚊香,一把蒲扇握在手上,乘凉、聊天、睡觉。那时候空调这个东西还没进入家庭,对付炎热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古老的办法。老三坐在竹铺上吹笛子,眼睛不是望着四毛---四毛是个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年轻人,而是望着玉兰树下的那个竹铺,那只竹铺上坐着一个漂亮姑娘,她就是孙妹子。她坐在她家的竹铺上乘凉,她的身旁不是坐着她姐姐,就是坐着她母亲,有时候坐着她那个镇长父亲。孙妹子的父亲当年在我们眼里就同国家领导人一样,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老三就像一只叫着的癞蛤蟆,而孙妹子却是一只天鹅。癞蛤蟆又怎么可能吃到天鹅肉呢?
你这是单相思。当他拐弯抹角地向我吐露他的心事后,我对他说。
老三说:我觉得她看着我的目光有点那个。
哪个?我硬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你这是自作多情,我想当然地说。然而老三仍一如既往地去大院玩,穿得很干净,将白网球鞋上的脏渍用白粉笔涂掉,拿着笛子,像一个文艺码子。文艺码子是当年的专用术语,专指县剧团的演员。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世界上最吃香的人就是搞文艺的。那时候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是工人生产的,也不是农民种田种出来的,而是剧团的演员演出来的。《白毛女》里的白毛女和大春,《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和洪长青,《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和杨子荣等等,都是演员演的。所以,当年搞文艺的人很香,在众人眼里全是吃香喝辣的角色。十六七岁的老三那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搞文艺的人,就像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改头换面成经理或外商一样。
但孙妹子对他的良苦用心一点也没放在眼里,因为孙妹子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吹笛子的老三竟敢爱上她。在孙妹子眼里,老三根本就不算一个人。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老喜欢盯着她看,让她觉得讨厌。孙妹子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了,穿戴也很漂亮,且有一个镇长爸爸,她又怎么会看上一个穿着一套灰色文工团服,脚上一双白球鞋,手上攥着一支笛子的老三?她只是觉得老三这个人讨厌,老盯着她看,一双眼睛贼溜溜的。有一天,她终于对老三发话了,语句很冷淡,分量却很重。
老三爱了孙妹子五年,也许是十年,最后被孙妹子一句话打发了。那天傍晚,老三守在大院门外,他决定约孙妹子一起去看场电影,他已经买了两张镇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时候我们排遣苦闷的惟一娱乐就是看电影。镇电影院是我们最爱光顾的场所。只要有什么新片子上映,我们就会涌到电影院前抢购电影票,常常在售票窗口前与什么人大打出手,令电影院的负责人大伤脑筋。电影是朝鲜影片,名叫《摘苹果的时候》。老三觉得他应该摘苹果了。事先,老三还跑来跟我商量,问我他约孙妹子看电影可以不。我说这是他的事。老三急不可待地瞪着我,渴望我支持他。他说:我天天想着她,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很可怜他,同时又觉得他的爱情很伟大。我说:那你就去约她看电影么。
老三火烧眉毛的模样看着我,你是说真的?你说可以我就去,你说不可以我就不去。
听上去,好像我操纵着他的爱情似的。我很感动,我说:那你就大胆约她看电影。
老三支支吾吾了半天,又问我:你说她会跟我去看电影吗?你判断一下。
我想应该会,我说,这是看电影,又不是干错事。
老三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有信心了。但还是信心不足。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五分的硬币,他要让硬币来决定他的命运。他对自己说:国就是她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粮就是她不愿意去。五分的硬币上,有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是稻谷图形。他把硬币使劲摇了摇,抛到空中,看到硬币落下滚到一边不动了,他忙盯着看,一见是国徽,马上就舒眉展眼,狂喜不已。国,国,你看,国。他对我嚷叫说。有希望,有希望。
罗老师的妻子也很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在我的记忆和眼里,我觉得罗老师的妻子比孙妹子还漂亮一些儿。我只能说是一些儿,不能说是一倍儿。孙妹子在我情窦初开的记忆里是我视野里最漂亮的姑娘,那时候学校里还有几个姑娘也漂亮,但都不及孙妹子。我一开始就感到诧异,虽不能说罗老师相貌丑陋,但至少也是相貌平平,中等偏矮个儿,一脸胡子,凭什么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人?有些事情会让你一目了然,有些事情会让你不以为然,还有些事情会让你困惑。我一直就想问罗老师,问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漂亮老婆,但一直没开口问,因为这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丝儿妒忌。当然这种嫉妒并没化成仇恨。
有一天---什么事情都有个有一天---罗老师生日,叫几个玩得好的老师上他家吃饭,我也是其中一个。吃饭吃到一半时,大家因喝了点酒,就开起了玩笑。首先,几个人都承认罗夫人的菜做得好吃,不是恭维,而是真的做得好吃。比如炒肚片、爆炒腰花。还比如炒豆壳和凉拌海带等等。罗夫人十分谦虚,而罗老师却分外得意,因为几个人都在赞美他老婆。
你是怎么追上你老婆的?一个老师非常好奇地问罗老师。
哦,这个这个,嘿嘿嘿。罗老师笑笑。我也关心这个话题,马上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说:你要老实交代,你是下什么钩子钩到唐丽丽的。罗老师名叫罗平,而他妻子名叫唐丽丽。
罗平又嘿嘿嘿笑着。我也记不得了,主要是我胆子大,而别人胆子小。
哪个胆子小?我趁机问。追她的那些伢子。罗平说。我们都笑了。罗平又说:当时我们班上就有三个追求她的男同学,我是其中一个。体育系还有五六个,还有音乐系的一个年轻教师也追求她,给她写爱情信。
我们大笑。
罗平高兴了,又说:还有中南工大的一个学生也追求过她,给她写爱情信,信里还夹着爱情诗。那个人家里还是部队里的高级干部,父亲好像是军区后勤部长。
他越说越玄,但我相信。我说:我相信,我相信。
罗平的妻子是个极为漂亮的女人。漂亮女人的身边拥有一打男人追求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很多男人都想占有漂亮女人,任何男人都以自己的妻子漂亮为荣。这是常识。罗平说的话,我相信。我问罗老师:那你是怎样追到唐丽丽的?
罗平的妻子唐丽丽是学游泳的,当然身材就很好。你看见过游泳运动员又肥又胖的吗?我没看见过。唐丽丽现在当然不游泳了,夏天里也难得游一次泳。她大学毕业后到县体校教书,后来又调进了县电视台做文体栏目的节目主持人。不久又被一个搞电视的导演看中了。那个导演三十多岁,有一点才,在省内有一些名气,拍了一部曾获得国家奖的电视剧,为此评了一级导演。一级导演来我们县城拍什么电视,在看本县的电视节目时一眼就看中了她。一级导演觉得她适合演他将执导的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里的女配角。就找到了她,并吹嘘说可以把她捧红。后来那部电视连续剧里的女配角果然是她。但一级导演不是张艺谋,也不是陈凯歌,拍的那部片子很臭,没人看。虽然也在省电视台播了,但没人对唐丽丽有印象。这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漂亮女人都会演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导出好戏来。唐丽丽看了在荧光屏上哭哭笑笑的自己,深感自己不是演员的料子,所以就放弃了当女明星的梦想。唐丽丽现在仍在县电视台干,仍主持那档节目,拿比罗平多三倍的薪水一月。这让罗平觉得很有压力。好在罗平在艺术上有些追求,造诣也在一般人之上,书也读得好,且常常有些大作发表在报纸或美术刊物上,两人才算扯平。
罗平说:当年好多男人追求她,遇到她的冷脸就退却了。我没有。我第一次对她说我爱她时,是一天晚上,她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我拦住了她。我说我为她睡不着觉……
真有这事?一个同事抢着问,看着唐丽丽。
唐丽丽咧嘴一笑,说:我忘记了。罗平很得意,说:唐丽丽当时对我说:那你去看校医吧,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第二次向她表白时,她说她有男朋友了。我第三次约她时,她跟着我在湘江边上走了很长时间,这一次她同意了。所以我说,男人不要在女人面前气馁。
二十年前的老三,面对爱情却没有罗平的胆量,更没有罗平的自信。老三不像罗平,生性要自卑得多,这是他生于资本家家庭。老三的父亲在四九年前,在镇街上开了一家卖咸鱼和腊肉的店子,为此雇了两个店员。然而在划成分的五十年代初,由于资本家的名额多了,而在黄家镇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却没几个,情急中就把其中一顶资本家的帽子安插在老三父亲头上。为此还做了不少工作,说大家都清楚他不是资本家,但称你是资本家总比说你是小商小贩要好听些儿,就这样定了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却很不好戴。解放初期这顶帽子并没什么重量,但在"文革"中这顶帽子却沉甸甸的,压得他一家人抬不起头来。我们读中学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成为了资本家。这就正应了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老话。"文革"中,老三的父亲没少挨红卫兵的批斗,因为他竟敢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老三一家人的身份自然就比工人或干部家庭的子女低一个等级,这就养成了他自卑的性格。二十年前的那天傍晚,老三掷了五分的硬币后,便信心十足地走到大院门外等着孙妹子。他穿着灰色的假文工团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穿上了他哥哥的黑皮鞋,手上攥着两张电影票,心潮澎湃地在大院门外走过来又走过去,等着孙妹子迈出大院的木门。那是两扇很厚的木门,常常是开一扇关一扇。对于老三来说,春天就在里面,走进去就是了。但是他不敢走进去,他当然就错过了春天。
孙妹子走了出来,不是走出来会他,而是将去什么地方。那是六月份,天气不算太热。老三迎了上去,很激动,因为他面对的是他的热恋的姑娘。
喂,孙、孙、孙……他没有说出她的全名,便红着脸说:看电影去罢?我有两张电影票,是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
孙妹子不屑地横他一眼,只是瞟他一眼,说道:你没病吧?
一句话就把老三的满腔热情堵住了,就好像黄继光挺胸堵敌人的机枪口一样堵住了。老三站在那里傻傻地看着她,满肚子甜言蜜语都被堵在喉咙里了,犹如机枪卡壳了似的。孙妹子见他瞪着她,忙转身走开了,走的时候脸上还笑了下。那也许是一种感到他模样好笑的笑容,也许是一种不屑于和他约会的笑容。老三愣愣地盯着孙妹子的背影,一脸羞红,好像自己被当众剥光了裤子。接着,他迅速逃离了那儿。从此他再也不敢走进大院半步了。
这就是老三的初恋。一个流产的初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