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谁在为我们祝福
作者：熊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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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天———我们就从一个星期天开始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我发现是因为过于安静的缘故。我就老看徐梅的嘴,心想她怎么不唠叨了呢?我又跑到门外去看太阳。太阳还没有升高,被楼房挡住了,但显然不是从西边出来的。太阳照旧从东边出来,可是徐梅却不唠叨,这很不正常。不久以后我就看见她朝我笑着,她说小弟,你多久没去老河桥啦?我正在发愣,她又说,去看看吧,别一天到晚像只书虫似的,顺便看看金娣她们,看看她们在做什么。于是我就明白了她原来是要我到老河桥去,去看刘金娣和刘银娣。她就是这么实用主义。
到老河桥去要穿越整个下风区。我们这儿的主导风向一般是西北风,所以下风区指的就是城市的东南区域。只要一起风,整个下风区便一片迷蒙,使我们顿时失去空间感。我们都眯着眼睛,闭紧嘴巴。现在我就是这样,从城东来到城南老河桥。老河桥是城南的一处地名,在徐梅和刘义离婚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儿。他们离婚像打拉锯战,旷日持久,我一直不明白刘义在想些什么,不过是离婚,又不是要他的命,怎么那么不痛快?
有关婚姻或夫妻之类的问题我不大懂,我觉得这些问题与我还有相当距离,因此我不敢对刘义和徐梅的故事妄加评判。我能看清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迟早都要离婚。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清了这一点。我甚至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劝他们干脆离了算了,使他们狠狠地吃了一惊,他们连面部表情都僵住了,就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鱼一样。他们一定以为我哪个地方出了毛病。他们后来真离了也不是因为我这句话,相反为了我这句话他们在某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了一种理性和克制,尽量避免争吵,即使吵起来了也尽量不使用过激言辞。他们伪装得就像一对酸溜溜的文明夫妻。对于他们来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和他们的秉性相去太远。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我,他们怕我受伤,其实我无所谓,我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容易受伤,他们那样耗下去真是有一些冤枉。
从徐梅对我的称谓来看就知道我是我们家的老小。刘金娣和刘银娣都比我大,她们的名字有一种小街小巷的味道,或者干脆就是乡村气息,这跟刘义和我爷爷刘老七有关。刘义来自乡村,是一名七十年代初的退伍军人,他能在退伍之后顺利地来到省城当一名工人全靠我爷爷刘老七。在往南几百里开外的一片地方,刘老七曾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盘踞了多年。他只有刘义这样一根独苗,刘金娣和刘银娣的相继出生对于刘义和刘老七都是一种打击,尤其是刘老七,他居然在一个正月初三的晚上着老脸给徐梅下跪。夜已经很深了,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做徐梅的工作,徐梅不住地打呵欠。徐梅说烦死了要睡觉了,明天还要赶车呢。刘老七一脸的绝望,他突然从凳子上滑下来,双膝一弯,咚的一声跪倒在徐梅面前。那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一些稀松的皮肉软耷耷地挂在上面。他说徐梅呀!他一连叫了三声徐梅呀。他说生什么我都不怪你,但你无论如何要再生一个试试,现在我就给你磕头。徐梅不敢让他磕头。徐梅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这真是相当悲壮也相当卑劣的一跪,徐梅被击溃了,我因此得以顶风违纪来到这个拥挤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下风区。
在徐梅终于决定要跟刘义离婚时,她坚持要把我带在身边,理由是刘金娣和刘银娣都已经到了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年纪,而小弟却不行。她对刘义说,别说跟着我,小弟就是走到天边也还是你的儿子,还是跟你姓刘,你怎么就这样想不开呢?你霸着他干什么呢?刘义觉得有点道理,但他没想到徐梅早有预谋,在获得对我的监护权之后,徐梅立即改变了我的姓氏。她在浮荡的烟尘中来往奔波,递送和申请一些相关材料,成功地让我姓了徐。
徐小弟。她这样叫我,对我说,你现在是徐小弟啦你记住啊,你还要记住这事别让刘义知道,记住了吗?然后她开始自言自语,刘义刘老七,我让你们认识一下徐梅。
然而我不愿意改姓。我好好的姓刘,现在突然要姓徐,我没办法向我的同学作出解释。徐梅发出一阵冷笑,说,好好,真是刘家的孝子贤孙,你不愿意改,我知道你姓不姓刘对于刘义和刘老七有多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你不改也得改,因为我已经给你改过来了,从户口本上开始你就是徐小弟,你们刘家已经没办法了。她站在她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使事情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我确实没有半点要站在刘义和刘老七的立场上跟她对峙的意思,无论姓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别换来换去,别把我当成一件武器。我不是武器,而是一个少年,我对种姓血缘之类丝毫不感兴趣,那些东西抵不过罗纳尔多的一颗脚趾头。可是我没法跟她说这些。她不可理喻。我只好沉默。
我认为现在我可以较为平静地叙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了。那些事情纷乱如麻,一度将我湮没了。那时候我正在少年,而现在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拥有了一个成年人本该拥有的从容和冷静,甚至还有冷酷———关于这一点马上就可以得到证实,因为我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大姐刘金娣。刘金娣是一只鸡。我想不会有谁不知道鸡是什么,如果有谁装傻那这家伙一定是个混蛋,而且混蛋透顶。这是一件很严肃很残忍的事情,没有人愿意说自己的姐姐是鸡,如果不是,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说是,谁要企图诽谤,我会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我会让他人头落地。但是非常不幸,我必须实事求是,刘金娣肯定是一只鸡。
在那个星期天以前我不知道刘金娣是一只鸡,我再怎么胡思乱想也不会想到这种事。一路上我很愉快,我很久没去过老河桥了,老河桥是我的出生地,对那儿我非常熟悉。我甚至熟悉那儿灰尘的气息、颜色和形态,它们从我家那扇惟一的窗户里飘落下来,分别是一些细微的颗粒和灰色绒毛。
我没有看见刘义和我二姐刘银娣。刘金娣说刘银娣早就不在这儿住了,人家还住这鸽子笼?刘金娣一边说一边撇撇嘴。撇嘴是什么意思?撇刘银娣还是撇鸽子笼?不得而知。
我去的时候刘金娣还在阁楼上睡觉,从阁楼上爬下来的时候还迷迷糊糊,睡意像粥一样稠酽。她一边打着呵欠一边趿着鞋啪哒啪哒地跑到对面伙房里去梳洗,又重新爬到阁楼上去换衣服。我当然也熟悉这个阁楼。我曾经占据了阁楼三分之一的地方,与她们的隔阂是一张胶合板。她们在楼口里拉了一块绿色布帘。现在还依然是一块绿色布帘。我不知道换衣服怎么这么费时间,于是我开始敲屁股下的床板。这是刘义的床板,床和床板跟刘义一样都来自乡村,包括画在床头上的那些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使人一眼就能洞穿我们的根基和渊源。
这一天我收获了不少礼物,刘金娣在购物时的大方和阔绰使我感到吃惊。她先是带我在外面吃饭,然后又带我去逛商场,给我买了皮带、夹克、随身听之类,还有旅游鞋,真皮的,而在此前我穿的全是仿皮的。尽管我有了意外的收获,但我还是觉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她不是刘金娣,而是另外一个人,她的穿着打扮和神态作派都使我感到陌生。她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还穿着徐梅穿过的衣服,那时候她比现在瘦一些,裹在徐梅的旧衣服里显不出一点内容,而现在她像绑一只粽子一样绑着自己,弄得自己跟蛇似的扭来扭去。我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一条沙漠中的蛇就是这样的。夕阳西下的时候,她把我送到老河桥。阳光从楼与楼之间的空隙里斜过来,如同一些长长的脏污的布条,她就站在这样的阳光里,她的栗色的头发、裸露的膀臂和半个胸脯以及一只摇了两下的手(指甲上的银色蔻丹闪闪发光)构成了我对她的最后印象。但不是作为一只鸡的印象,这一点我可以指天发誓,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她会是一只鸡。我对鸡没有半点感性认识。
关于我二姐刘银娣,那次我没有多问,就随便问了一句。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刘银娣心存芥蒂,而是我心不在焉。虽然刘银娣确实有些让人受不了,动不动就用白眼看人,但这是她的一贯毛病,她用白眼看一切人,你拿她没有任何办法。我回到城东以后,徐梅也没有问到刘银娣,或者说来不及问到刘银娣,她的注意力全在刘金娣给我买的那些东西上面,她一件件拿起来看着,翻来覆去地问我,真是金娣买的?你没骗我?不会是你没去老河桥而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了什么坏事吧?徐梅就是这么烦人,到后来我懒得理她。接着她又问我另外一些问题,金娣现在干些什么呢?你问了她没有?她的脸迅速沉下来,开始骂我。徐梅骂人就那么回事,张口便牵扯你们祖孙三代,琐屑而恶毒,虽然刘老七早已成了一堆土,但她总是株连他。我不明白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后来我隐隐感觉到她在想什么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往下一沉。我听见了咕咚一声。
有一件事情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徐梅不知道坐台小姐是怎么回事。她知道鸡,却不知道坐台小姐,虽然这两种说法在最初都具有某种隐晦意味,但时至今日,都如擦过的窗玻璃一样明白透亮,可是徐梅偏偏不知道。满大街的人都知道的事就是她一个人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她如同一个从生活中路过的人,而且是一个背负太重的人,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周围的事物,她所知道的一点东西都是被乱风吹进耳朵里的只言片语,比如鸡。这是一种勉强可以过得去的说法,否则她的蒙昧无知便无从解释。
她跟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眨得跟两片蝴蝶翅膀一样,使我感到一种迷乱。
我觉得她的样子既愚蠢又神经质。她显然在外面跑了很久,一边拍着灰尘一边问我。灰尘飘浮起来,家里的光线更加晦暗。她的眼睛也眨得更快。她本来应该眯着眼睛,为了看着我回答便眯一下又赶紧睁开。这说明她心里很紧张,她忘了现在只需要用耳朵。
我说,坐台小姐?谁?谁是坐台小姐?你管是谁?我问你知不知道?
我那时候根本没去想她为什么不知道。我脑子里很乱,惟一清楚的就是坐台小姐四个字。坐台小姐就是刘金娣。这是怎么回事?刘金娣在坐台?刘金娣是一只鸡。一只鸡?有一种冰凉和疼痛骤然而至,像风一样掠遍全身,跟着有一种坠落的感觉。那一年我不到十八岁,而且我瘦得像一棵草。
几天以后,我悄悄把刘金娣给我的东西用塑料袋装好放在书柜下面的橱子里。我的书柜其实是一只旧碗柜,总有一种去不掉的油垢气味。我放塑料袋时消灭了一只胖乎乎的蟑螂,第二天我买来了灭蟑灵,把灭蟑灵撒在塑料袋周围。以后我过一些时候又重新撒一次药。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有理由,只是我理不出头绪。有些事情不是想说清楚就能说清楚的,尤其是企图说清楚自己的一种心境。
那些日子我的功课一塌糊涂。我们那个像蛋糕一样的女班主任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肯定完蛋,你说你都想些什么呢?我咬了咬牙,说,我想朝刘义脸上吐痰。她立即像看见了一泡痰一样,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表情,问我,刘义是谁?我说一个王八蛋。她说他干了什么呢?伤害了你吗?我摇摇头。刘义确实没干什么,也没有伤害我,但我就是想对准他的脸吐一泡痰。女班主任说,徐小弟,我告诉你,第一,吐痰不文明;第二,这种时候你还不全心学习,将来要后悔一辈子,到时候别怪我没有及时提醒你。
然而我还是想吐刘义一口。我总觉得在刘金娣这件事情上,刘义罪责难逃。我没有任何根据,但我觉得我有理有据。我在一个下午偷偷地跑去了老河桥。这是我惟一的一次逃学经历。我在老河桥一家工厂的职工食堂里找到刘义,我对他说,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们就站在食堂外面的墙根下。在我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是一条马路,食堂里的小卡车从那儿开过来。一个人跳下车,经过我们身边时突然说,刘师傅,这是你儿子吧?刘义笑眯眯地连连点头,嘴里不停地哎着。他在脏兮兮的围裙上擦着手,又对着我笑,说,小弟,你要跟我商量什么呀?
我看着那个人走进了食堂。我对刘义说,我想往你脸上吐一泡痰。
刘义又笑了笑,然后他把笑容赶跑了,他说,你是跟我说着玩的吧?
我说不是。
我看见了刘义的愤怒。我看见愤怒像几只可怜的蚂蚁一样在刘义脸上爬着。可他敢怎么样呢?他把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像掂量一个对手似的。他问我,你好好的往我脸上吐痰干什么?我不想说。虽然我有理由,但是我不说我的理由。我说过我不满十八岁,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觉得有没有理由都不重要。我对他说,我就是想吐。刘义摸出一根烟来,一边点烟一边说,你跑来就是想吐我一口痰,没有别的事?我摇摇头。我看见他不仅愤怒还很困惑,这两种表情拼凑在一起使他的脸显得滑稽可笑,他在往肚子里吞烟的同时也吞着唾沫。过了一阵子我看见一种无奈主宰了那张像肿了一样的脸。好吧,他说,你吐吧,吐完了你赶快回去,别到处乱晃。他说着把脸仰了起来。我比他高半个头。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的脸。阳光和灰尘都落在那上面,我的一泡痰也要落在那上面。我开始酝酿一泡痰。
我没有成功。我没有弄出一泡痰来,倒弄出了一种罪孽感。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而且我也不认识它,它就像一个不速之客或干脆就像个帝王一样,它一来了许多东西都逃走了,我就怎么也弄不出一泡痰了。我的痰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唾沫。我不能向刘义吐唾沫,唾沫和痰是有区别的。虽然后者更令人恶心,但我们的协定是一泡痰,我不想违约。我对等着我的痰的刘义说,算了。
刘义看着我离开,说,怎么又算了呢?他真有点贱。我恨恨地说,我吐不出来行不行?
第二天女班主任要我把家长叫来。我说我妈病了,来不了,等她病好了以后我再跟她说吧。女班主任很生气,她说徐小弟,你要撒谎你就撒吧!
我没有撒谎。徐梅真的躺在床上。她被人撞了。一辆摩托车撞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又撞了徐梅。我们家前面的街道每天都拥挤不堪,撞来撞去的事情经常发生,一点也不稀奇。徐梅呆呆地看了看自行车和摩托车,爬起来又走。她不知道脚腕儿已经崴了,只是觉得有点疼,可是不知道哪儿疼。她就那么一直走回了家。她的脚像发面似的肿了起来,趾骨和踝骨都被淹没了,皮肤上亮着一抹青灰。
她现在已经知道坐台小姐是怎么回事了。她问过她的同事和其他一些人,但没有得到确切回答。问这样一个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问题确实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疑惑,以为她不是心怀叵测就是精神病。她最终从一个小男孩那里得到了答案。她朝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迎面笑着,小男孩倒退了两步,警惕地盯着她的笑容。那是一种像锈铁皮一样破烂而毛糙的笑容。小男孩一边后退一边说,你要干什么?徐梅又用力笑了一下。小男孩说你别这么笑好不好?徐梅说你别怕,你就当我是你的老师行吗?小男孩说,可你不像老师。徐梅说我怎么不像呢?我是前面那个子弟学校的老师,你知道子弟学校吗?好,现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徐梅就把她的问题提出来,话音未落,小男孩就说,鸡。徐梅哆嗦了一下,说,什么?小男孩又说,鸡。
小男孩看见她的笑容像灰屑一样掉落了。小男孩又往后退,他退到旁边让她走过去。他站在那儿傻傻地看着她,后来他看见一辆摩托车撞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又把那个胖胖的神经病撞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