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致雪弗莱
作者：刘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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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身体依然健康,就是出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当母亲不舒服了非得他出门寻药时,便将心情沉重地挂在眼皮上,简直有可能掉下来砸痛自己的脚背。大姐近期回了一趟家后,如此四处用电话向她的弟妹们形容。父亲实在不愿看见那些横扫过来的各色轿车,每逢他要吃降压片时,十有八九是在哪儿碰见豪华轿车了。
在我们父亲的县城周围,敦厚的乡亲变得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挑着沉重的担子不紧不慢地走在自己家门前的公路中央,一点也不替那些喇叭响破天的轿车着想,连猪羊鸡狗也开始跟着不在乎那些庞然大物以及驯服庞然大物的车内人物。火辣辣的目光在轿车上四溅开来,金属漆的灿烂从眼窝进去时是滚烫的,一到心窝附近就让人凉得发颤。轿车超过路人之际,时常会遭遇一只冷冰冰的屁股,还有屁股上坚实的补丁。有人会扭头对着轿车奸笑一下。我可以用自己那至今仍保持着一点五的视力证实,这种笑在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里非常多见,我们曾一起会心地笑过,并冲着那挂在露天的银幕响亮地鼓掌。
而我们的父亲对轿车的敏感如果不硬性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起码也是修炼过童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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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的女儿有时会趴在我们父亲屋后的阳台上划正字,数着白花花沙滩上有多少黑小白兔在跑,她是将黑色轿车当做黑小白兔。这种童话般的想像曾让我们觉得非常之美。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父亲突然将这种笨拙稚趣的意境打得粉碎,他沉重地说,那是幽灵。接着他又重复一句,那是幽灵。
岁月真的很沧桑。一九九五年年三十的早上,我送从老家来的堂叔刘声明去车站。刘声明比父亲小二十岁,看上去却像父亲的上一辈人。爷爷在世时总叫他老十八。他是头天下午到的。另一个名叫刘声东的堂叔派了一台轿车专程送他来我家。他一到就要我们家每个人特别是男人的详细情况。结果遭到父亲毫不含糊的呵斥。十八叔一副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的样子,根本就不把我们的父亲放在眼里。他说,如果不是找不着上辈人上一次续的家谱了,他早就将新家谱续好了。我们的父亲提了一瓶酒放在桌上,让我们将他灌醉免得再说胡话。十八叔真被我们灌醉了,但他喝的是自己带来的酒。喝醉的人反而话更多,他说他是来办大事的,不是来蹭顿年饭吃,所以他要自己带上酒。喝完酒后姐夫又撮合着开了一桌麻将,陪着十八叔玩了个通宵。十八叔直到离开麻将桌后才又提了几句自己大老远跑来的目的,但已为时太晚。
年三十的公共汽车上只有三五个人。开车的司机说,今天坐他车的人可以到香港廉政公署去当头头。司机还说如果这车上有腐败分子那只能是他自己。大家都笑,我在车下也笑。
十八叔从车内伸出头对我说,你要有所准备,你伯这一辈子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十八叔的话马上就变成了一股寒风,让我想起一句真言:若知朝里事,去问种田人。
春天桃花开得最艳的那一阵,我从湖北钟祥搭乘一辆公务车去五峰,途经枝江时我们失去了方向。就因为我穿着便服,车上那些穿制服的人要我下车去问路,理由是他们的制服不受欢迎,别人会有意往相反的路上指。我下车找了一处街边商店,那个长得并无姿色的女店主瞅了一下我们的车牌号,眼角里开始冒出一些让人不爽的颜色。我掏钱买了一盒她卖的假红塔山香烟,本来要找还的五角钱也不让找了。都这样了我开口询问时,她仍是冷傲地向着右边撇一撇下巴,好像自己是天下最了不起的大美人,多说一句话就会让我沾了老大的便宜。她将不知什么东西扔进嘴里随即有力地吐出来,然后盯着我的嘴说,你们这是去哪儿鱼肉---呀!她的脸上露出痛快的表情,让我明白了两点,第一是女人只要笑得出来总会有一种美丽,第二是她少说了鱼肉后面的那两个字。回到车上我一直想问那些穿制服的人,平素他们不是挺威风吗?怎么说阳痿就阳痿了。公务车在傍晚时来到当年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心渔洋关时,一个脸上沧桑太多已不好辨别年龄的男人挑着一担粪桶在公路中间足足走了三分钟,他还换了一个肩。我们的公务车极有耐心地像蜗牛一样跟在他的后面,说是做错事的小孩还不大像,说是被人逮住的小偷却是万分真切。
那年春节,这个故事成了家里吃团圆饭时的一道菜。因为这道菜,父亲突然拿起酒杯要他的长孙斟上一杯五粮液。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喝白酒,孩子们为此欢呼起来。父亲拿起那杯白酒后一只手不停地颤抖,他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来把握住。大家以为父亲又要讲那些年年吃团圆饭时必不可少的,关于他当年是如何讨米要饭的故事,孩子们已经在夸张地用手指塞住耳朵。连他们都听腻了。
母亲赶紧说,现在年年过年有好酒好烟,你都有五件羊毛衫替换,别不知足了。
我们的父亲对这话极为不满,他不顾全家难得的一次团圆,厉声斥责母亲一辈子除了厨房什么也不懂。母亲回答虽然没有用力也还不见软弱。习惯用事实说话的母亲认为父亲将十八叔一大早就送走是极不合适的,这会在老家成为家喻户晓的骂名。
我们的父亲在那一刻肯定是想拍案而起,他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挥动着的手臂只在空中划了一道短弧线,便停在热气腾腾的火锅上方。父亲的手臂略微短了一些,够不着母亲的鼻尖。六十瓦电灯光下,父亲手背上的几块老人斑成了我们心中的阴影。
我们的父亲动作很大声音却不大,他说没打断十八叔的腿算是他的幸运。父亲认为自己已经上了县里的组织史,就不可以再进什么家谱!
当大家都在电视机前为大年夜造气氛时,母亲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说,你伯心里有点虚。院子里没有其他人,母亲所说的话不知由谁来听。母亲又独自强调一句,你伯怎么有点心虚了?那一年过年县城里的鞭炮突然比往年稀疏许多。快七十岁的母亲面对寒风凛冽寂寞黑暗,一个人站了好久,直到家里有人发现电视机前缺少一种回应,这才呼唤起来。小妹的女儿抢先出门,又抢先进门,她用手指搁在嘴唇上,小声说,奶奶哭了。事实上母亲只是流泪了。她回屋里时,家里的人都注意到她眼窝里有一片阴冷的潮湿。
我们都以为那是来年的不祥之兆。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大姐,她怨艾地说,伯就是这样,年年过年都要让家里不痛快。大姐从小最得我们父亲的宠,但大姐在父母发生冲突时从来都是不讲原则地站在母亲这一边,任何时候只要母亲眼里泪花一现她绝对会抢在前面流出眼泪来。我们的父亲从不对母亲让步。他没有向母亲说对不起的习惯,父亲却见不得大姐的眼泪,但凡大姐开始哭,父亲便会默默地走到一边,通常是另一间屋子,然后由我们不时进去通风报信。大姐一旦止住了泪水,父亲就会快乐地用他那双大手不停地抚摸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头。为此我们都很崇拜大姐也感谢大姐,没有大姐用眼泪作出的牺牲,父亲是绝对不会用他那双只听组织指挥的大手来做这等儿女情长的事。不要说父亲的儿女,就连他的妻子也吃过亲生女儿的醋。大姐有两回闲聊时重复说过,在十六岁以前母亲并不喜欢她。大姐的话证实了我们的记忆,使我认定记忆中那个在给自己女儿梳头时,有意用木梳在那板结的黄头发上使劲梳着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那个一声声唤着妈妈好疼的女孩子就是我们的大姐。母亲那时回答大姐的话是你多叫几声就不疼了。母亲对大姐态度的改变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时我们只注意到她俩之间怎么一下子生出那么多没完没了的秘密,总是瞒着我们躲在房里悄悄地做些什么。那一年大姐变得格外美丽,母亲也开始露出些慈祥模样,而父亲也不再要大姐坐在他的膝头上开心地逗着玩了。父亲在随后的几年里老有一种习惯,他伸手想抚摸大姐的头发,最后那双大手却落在大姐的弟弟妹妹们的头上。
我们父亲的儿女成家立业以后,有几次相聚时当着父亲的面大家一齐揭他的这个短。父亲一点愧疚表示也没有,反而对着他的儿女露出几分狡黠的笑容,那是一种男人都会有的得意。只有一次,父亲回答了我们。他说,谁叫你们那么笨,一个个长得像老子,像老子丑,像你妈才行。在我们家只有大姐长得有几分像母亲。可是母亲私下告诉我们,大姐的笑非常像险些嫁给我们父亲的那个罗甜。
大姐的悲伤依然是父亲心中的痛。我们的父亲咬紧牙关没有再在团聚的日子里朝谁板过脸,开始打电话给一个姓徐的人。家里没有人知道父亲曾和那个姓徐的有过亲密往来,值得他在大年初一初二里,不厌其烦地四处寻觅。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地址。跟着家里整日整夜地回响着对方电话的空铃声,就连小妹的女儿都奇怪,说爷爷这么大年纪又不谈恋爱干吗这样不要命地打电话。第二天早上全家人都还在睡觉,父亲一个人又打开了电话。这一次那边有人接听了。父亲大声说了几句,接着就有脚步声轰轰响起。
我们的父亲在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回到家里,站在临河的阳台上,一次次将自己的衣襟解开又扣上,扣上又解开。还没头没脑地问我带回来的那瓶五粮液是不是别人送的。弄得我悔不该没将在超市里买酒时收款机自动打印的单子带回来。接着他便找出那套已经生锈的锉刀锯子,一个人在卧室里捣腾了好久,直到将手指割开了一道血口,才扔下锉刀锯子重又出门去了。
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回来时就带回三本县里的组织史,天黑后他第二次回来才将这些书发给我们。第一个承蒙恩泽的是我,其次是大姐夫,然后是小妹夫。
县里的组织史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只记载了四十一个字外加四个标点符号:一九四九年二月入党,初为黄冈地区行署财政科科长,后为本县外贸局局长,离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
我们将组织史上的这一节认真地看了十遍,又细心地掂了掂它的分量。
往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了,有些待遇可能无法兑现。大姐夫以他在邻县财政局工作的感受,郑重地提醒父亲。
我们的父亲马上不含糊地回答,没有什么比当年帝国主义的围困封锁更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