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深秋去看俄罗斯
作者：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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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通知出访俄罗斯的事，一下拖到了十月份。恰在这时，车臣战事乍起，恐怖分子在莫斯科制造多起爆炸案，当日的《晨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的一篇报道，标题就是"恐怖笼罩莫斯科"。
孔夫子早就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母亲八十多岁，满头白发深得此道，她说："咱们不去那个俄罗斯了。"我母亲一般说来总容易把外国的个别人名地名记成有中国特色的，比如克林顿，被她叫成"林克顿"。我笑着对她说，"没事儿，他们炸不着我!"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其实也有些发毛。但是俄罗斯对于我毕竟是平生一遇的机会，莫斯科，圣彼得堡，耳熟能详却又素昧平生，它们是与我的生活多么有缘分却又是多么遥远的城市啊……"俄罗斯"，心中默念着这三个由汉字组成的异邦，我感觉到诱惑和牵引的力量远远地超过了恐惧。
"亲爱的，我来了。"
我在心里悄悄地这样说，仿佛是对达吉雅娜、阿克西尼娅这样说，也仿佛是对保尔康斯基公爵、麦列霍夫?葛利高里这样说。我熟悉的身影汹涌澎湃，他们站在我记忆的浪头上时隐时现，越来越近了……哦，我这时才明白，我灵魂中的情人和偶像几乎全在俄罗斯。
第一日 莫斯科 晴天颇暖
从北京到莫斯科，原先预计飞行八个半小时，结果提前一个小时飞机已经盘旋欲下，抵达莫斯科上空。
飞机正倾斜着，从舷窗望下去，第一眼看到的正是俄罗斯的容貌。宽阔的田野和森林正铺展开一幅颜色深浅不一的绿色大地毯，略有起伏波动，整体却浑然无垠，直达天际。莫斯科错落在这些森林之中，它此刻显得既不耀目，也不刺眼。拥有九百万人口的这座世界名城，半掩半露，似乎正淹没在大自然强壮蓬勃的生机之中。
我想起多年前飞临法兰克福上空时的第一眼，当时，我惊呆了。我没有想到大自然会以如此超过幻想的样子呈现出来。我也没有想到，原来童话就是真实。法兰克福的森林是墨绿的，黑森林；而俄罗斯的森林却是驳杂翠绿间或透出一些褐黑和枫红的。相比之下，法兰克福的黑森林就像是假的，俄罗斯的森林更容易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唉，一刹那间心中怎能不涌上一丝酸楚呢?土地，同是一个地球上的人类生存依托之地，我们是黄的，他们是绿的。从天空中俯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哪一座能与森林和谐相处呢?可怜的那么几行、几处、几小块的树木，只能叫木，不堪称林，更不敢望森之项背。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就不珍爱森林和草原呢?为什么就不热爱这最宝贵的、最美妙的自然财富呢?遥想秦汉以前，中国的广阔大地上也一定布满了这样的森林和草地，大自然当初必不曾亏待过我们。但是我们人太多了，我们是一个以农业立国几千年的民族，以家庭伦理为治国基础，因而又特别崇尚生殖延续，结果，耗尽了大地上的绿色财富。
延续到了我们这些人，只好眼巴巴艳羡人家的上好森林。其实，我们也是很爱森林的啊，谁能不爱这么美丽的自然林野呢?
莫斯科就这么容易地抵达了。遥远时远在天边，近切时近在眼前，奥列格?巴维金先生--斯特拉斯得维捷，达瓦利西(你好，同志)--来接我们了。他出现在候机厅的时候，显得很高兴，但是当外联部欧洲处处长刘宪平向他一一介绍我们的时候，他却变得有些拘谨腼腆了。巴维金此时成了我们在莫斯科惟一的俄罗斯朋友。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莫斯科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棕发蓝睛，算不上十分英俊但也绝不能说不好看。
他驾车带我们驶向莫斯科，他的新型伏尔加在弯路上发出明显的摩擦声响。我们在飞机上已经将近八小时没有抽烟，现在仍不好意思抽。从机场到市内大约三十余公里，最后我们住在了俄罗斯国防部的宾馆里。稍事安顿，巴维金就开车带我们逛莫斯科城。莫斯科与北京时差四小时，北京的午夜，正是莫斯科华灯初上的时候。
坐在汽车上浏览莫斯科市容，那心情也是恨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先到列宁山，看万灯闪烁，百万人家愉悦天伦之乐；再到克里姆林宫和红场，著名的红场并不如想象的大，列宁墓也只不过一间四方形小石屋那般大小，上书俄文列宁二字；另一侧标有1945字样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更加出人意外的是，它不是高耸的碑，而是平躺的一块碑，碑上有放倒的军旗和钢盔雕塑，还有一支不灭的小火炬。它显得那么近切可触，又同时让人感到肃穆庄严--庄严肃穆的事物并不一定非得高拔入云让人仰视。当然，在不远处还有一座骑马阅兵的朱可夫塑像，这位卫国战争的英雄生于战争、死于和平，他和这个民族一起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而今被历史定格在这里。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我来到这人世间。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始终生活在二战巨大的阴影里，恐惧与崇拜并存。因而，我的俄罗斯情结有一半来自战争，来自对正义的、强者胜利的崇拜。两次战胜欧洲战争狂人侵略的俄罗斯恰与这种崇拜暗合。我永难忘怀库图佐夫在获知拿破仑撤离莫斯科的消息时，以手掩面，长舒一口气，泣不成声地说："啊啊……嗬嗬嗬，俄罗斯……得救了!"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需要经常提醒"爱国主义"的，因为祖国就在它血液中，祖国就是生命。没有什么私利或部分人的利益能够超过祖国，也没有什么大人物的意志能够高于祖国的意志。
走过列宁墓的时候，中学学过的俄语忽然翻卷上来几句，我大声对巴维金说："列宁斯卡亚，普拉夫达!"(列宁的真理)巴维金很高兴，回转头来对我会心一笑。他的小儿子米沙小声问他："他是不是懂我们的语言?"
这一天晚上，莫斯科是温润的，甚至比北京还暖和。莫斯科河的波光在黝黑的波浪上轻轻跳跃，这是一条大河，它仿佛是依恋这座城市的一个巨大灵物，静悄悄地、顺从地贯穿了莫斯科城。
这就是那个声名赫赫的莫斯科城吗?
森林绿地，大河奔流；红星钟声，赤都圣地。近百年来给了全世界的资产者以强烈震撼，给了全人类的无产者以光明希望的地方啊，而今安详静谧，而且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凄清。
秋之落叶层层叠叠，在绿的草上、白石阶上随意洒落，点染着衰红与新黄。虽不免凄清，却衬托得韵调极美，直是"落叶满阶红不扫"的外文译本。不时有遛狗的人从草地和路边上慢慢行过，独自和孤独的形象更增添了些许艺术的氛围。
这就是莫斯科。它或许不如想象的那么繁华，那么现代化，但是却比想象的更美、更自然、更富于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味儿。它是亲切的、人间的，而不是幻想中的天堂，走近则碎，它让人慢慢在品味中越来越喜欢它。
第二日 托尔斯泰故居 晴暖 着衬衣单裤即可
早晨醒来很早，刚六点钟就起来了。一瞬间不知身在何处，拉开窗帘，隔九楼小阳台四望，竟是俄罗斯晓风残月。异地不同时，早晨却是一样的，都有一种欲醒未醒的、朦胧伤感凄清千古的气氛。因为没有了人的活动，再大的都市都会显露出其原始的一面。然后，渐渐被人的活动填满，于是又显示出它繁华热闹、匆忙忘忧的常态。
因为起得早，所以洗个澡。宾馆的房间很小，一个单人床，沙发写字台衣柜卫生间之类倒也齐全，但就是小。在国内，宾馆房间一般都很大，但俄罗斯都是单人间，一看很小，空间利用倒比较合理。
吃过早餐，去参观托尔斯泰故居。这个故居不是离莫斯科有二百公里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而是莫斯科城里的一处别墅，托尔斯泰把它买下来，是过冬时住的，也算"冬窝子"。后来我们到圣彼得堡参观冬宫时，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就问道："既然这是冬宫，是不是还有夏宫?"讲解员很愉快地回答：当然。
我觉得我猜到了一种类似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民族游牧生活留下的印记。农业民族是一年四季定居的，似无冬夏迁居之分，清朝皇帝建承德避暑山庄，等于是"夏宫"。在这一点上，新疆的哈萨克牧人和俄罗斯的沙皇、满清的乾隆皇帝，还有我们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有着共同的习惯和印记。
瞧瞧吧，到了。
这就是托尔斯泰他们家。
这是幢楼上楼下共有十八间房间的俄式小楼，周围有花园、小树林、车房马厩，坐落在莫斯科当年的一条作坊街上。院内幽静，偶尔有修缮的工人匆匆走过，好像托尔斯泰还在里面。
我们套上一种大毡拖鞋，以免弄脏了里面的地板，走进去，参观了托翁家里所有的房间。我忘了曾经在哪儿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到这儿是一处"简陋的居所"，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哪怕是托翁这样的巨匠)能在本世纪初叶就拥有这样的宅院(何况还不止一处)，真可谓是"幸甚至哉"了。当然，托尔斯泰还不仅是作家，他还是伯爵。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当代中国有哪一位作家(包括省委书记)能达到他这种生活条件。
有些中国文人老是爱讲"清贫淡泊"，一边在讲，一边却削尖脑袋为谋求一点小利小官而奔走乞怜，真是恶心透顶、虚伪透顶!殊不知困境磨难可以培养人的奋斗精神，财富地位同样有时可以培养人的高贵、大气、悲悯、忘我的品质。正是托翁这个贵族伯爵，不仅写出了《战争与和平》那样深知沙俄上层社会的长卷，而且写出了《复活》那样充满人性的不朽之作。
而《复活》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写成的。
在托翁生活过近二十年的故居里肃然慢行，目不暇接，东张西望，仿佛四处仍然弥散着他生命的气息，好像一不小心他就会睁着生动的眼睛直盯住你……所幸托尔斯泰这个大人物是简朴的，他喜欢亲自劈柴，还喜欢骑马、骑自行车。最有意思的是，他喜欢亲手制作皮靴和皮鞋，做好了，送给朋友。我看到，他手制的靴、鞋水平相当高，不亚于现在的名牌产品。托尔斯泰同时还是个高级鞋匠。鞋也是他的作品。
在他的故居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一只标本熊，立在那儿，熊掌里托着一只木盘。木盘干什么用的?
"来访的客人放名片的。"讲解员说。
大家都笑了，"托尔斯泰够幽默的。"这位高贵而朴素的哲人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早夭，六十三岁时生的小儿子夭折后，对他打击很大。"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正是这样，在托尔斯泰的精神上，也经受过一次又一次不幸的洗礼。不然他怎么能够伟大呢?
参观完了--不，应该是朝拜完了托翁故居，我们一行人就去了俄罗斯作家协会。作家协会门前有一铜雕，是一匹长翅膀的马，比真马略大一些，铜胎绿锈，静静地站在草地上，像是想象的神马刚刚落地，刚刚回到现实的土地上。这当然源于一种古老的想象力崇拜，使人很自然地想起"天马行空"。这时马代表人的思维能力，自由奔放，纵横驰骋。但是还不够，人还要它更神奇，让它长上翅膀，飞上天空，这是灵感崇拜。
在作家协会与主席、书记、评论家、诗人在一起座谈，算是一种礼节性会见。主席切尼柯夫，身材高大，满头长发皆白，年龄大约在六十余岁，一表人材，略显疲惫。
说来惭愧，大家都是作家，此刻还都代表着两个泱泱大国，但是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谁也没有读过对方的作品。这就是伟大的信息时代，表面的事物在飞速传递，一个网球手、一个歌星、一个时装模特儿，传递起来只需要脸孔、身材、动作，然而深入心灵的无形之美，却面临着那么多的障碍，几乎无法抵达。现在简直会令人生疑：过去那么多各种语言文字的杰作，它们究竟是怎么影响千百万读者的?有多少翻译家为之耗尽了心血啊!现在谁还肯一字一句地干这件麻烦事呢?如此说来，昨天对于今天，又成了神话。
晚间在作家活动中心，参加为一位农村题材小说家兼新闻记者举办的庆祝晚会。这位四十岁上下的作家坐在台上的沙发里，有两位男女主持人分别出来主持。会场是一个小剧场，可容几百人，基本上坐满了。来宾中不少女士预备了鲜花，准备在合适的时机上台献给他。
晚会时间很长，不时请台下的老作家上台讲讲话，间或演出小节目，然后由朋友们讲话，再放一段录像。每个人讲话时间都不长，且都是即兴的，看起来饶有兴味儿。据后来刘宪平说，其中有一人讲演时说，"民主派可以夺得权力，但他们不能夺得俄罗斯!"言毕，全场掌声顿起。
这是我平生很少有过的"看会"场面，因为听不懂。但是尽管是看，也觉得人家在开会时处处体现出的文化和文明，与我们这个以会多著称的国家是太不一样了。人家的会，为了交流、沟通，尽量活泼生动，形式多样，让你不忍离开；我们的不少会，重复套话，枯燥乏味，照稿宣读，抹煞所有人的个性与水平(包括领导)，而且故意拖沓冗长，使人如受理刑折磨。中国的会议集中体现了国人惊人的忍耐性和缺乏创造性，再这样下去，对民族活力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
会后参加晚宴。晚宴是自助餐，气氛很热烈。席间，有人高呼："为俄罗斯的、中国的、最优秀的作家今晚欢聚，干杯。"
于是便干杯，但心里却疑惑着，"我能算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