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宁静与冒险的艺术
作者：■尹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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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艺术杂感之一
纽约无疑是今天最重要的艺术城之一，据说有10万个注册艺术家，他们来自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艺术的生产城市。上海曾经是中国近代最大的艺术生产城市，但现在它主要是一个艺术消费城市。据阿城说，二三十年代上海与纽约的文化时差大约为一周，如同今天的香港与纽约的文化时差一样。我过三次纽约，感受各不相同。
第二次路过纽约，是为了去造访堪萨斯城的纳尔逊一—艾金斯美术博物馆，其实是想在纽约多呆几天——就买了北京与纽约的往返机票。不知为什么，纽约之外的堪萨斯城还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虽然堪萨斯城不是艺术的生产城市，远不及纽约那么热闹，有时寂寞难耐，正像一位请我喝咖啡的当地华人形容的那样，不过堪萨斯城的魅力的确是藏在宁静中的。我和韦陀教授、杨晓能博士夫妇一块吃当地的风味烤牛肉，凭窗可以欣赏灯光闪闪的夜河。韦陀教授专程从英国到纳尔逊—艾金斯美术博物馆做演讲。当然，纳尔逊—艾金斯美术博物馆是美国一流博物馆，历史在这里辉煌地停留着。
堪萨斯作为比较性的因素，让我更多地体味纽约的特殊性。我觉得美国是由良民和冒险家组成的。我在堪萨斯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乐观的良民，他们活在一个规则化的秩序里，想象与预见相重合。脸红红的，很满足，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排在吃自助餐的长队里。你想想，当年老纳尔逊不甘于只是做个大牧场主，用自己的钱创办了一家举世闻名的艺术博物馆。草原牧歌也谱出了奇迹。堪萨斯大学一直拥有相当出色的艺术史系，纳尔逊—艾金斯美术博物馆照亮了许多师生的眼睛。它的杰出藏品来自世界文明古国和艺术名都。北宋大画家许道宁的惟一传世作品《渔父图》卷就收藏在这里。
在纽约地铁里经常看到表情不好的疲倦之人，生存竞争写在人们的脸上。当我从堪萨斯城回到纽约时，突然注意到了那些正在挑战生活的人们，也加入了冒险家的队伍里。在纽约闯荡的人都想超越规则化的现实秩序，他们是不同意义上的赌徒、诗人，有些人还是铤而走险的骗子。这些人里有政客、商人和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生存依据或现由。古典艺术博物馆也许不能照亮纽约那些忙碌的政客和商人们的额头，以及先锋艺术家的眼睛，即使伴随着美妙的牧歌。
在冒险家的队伍里，有两位我熟悉的中国艺术家：谢德庆和徐冰，一位来自台北，一位来自北京。谢德庆原来是水手，随船到了纽约，就非法留在了纽约。谢德庆一开始就具有冒险性质，不过他从生活冒险过渡到了艺术冒险。在他冒险的20多年后的2000年，我和谢德庆有过两次长谈。最早向我提起谢德庆的就是徐冰。他说：“谢德庆说话很慢，但他谈到艺术问题时非常本质。”谢德庆说话慢是由于他做过一个为期一年的行为艺术——自囚——一年没有和别人讲话。我没有觉得谢德庆说得慢，而是觉得他说得跳跃。换句话说，跳跃或许是突破慢的策略。
谢德庆跳跃地谈话的时候，我正在同纽约倒生理里差，他也许要跟我倒文化时差。在他亲手装修的那套房子里，在布鲁克林的黑人聚集区，他用纽约的艺术经历在表述来自台湾的他自己，我必须用大陆经验来理解他。他最近的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做了14年，从1986年到1999年，这14年来，他做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发表。他把整个14年的经历看成一个作品。而在此之前，他每年做一个行为艺术。如自囚一年，不交谈，不阅读，不书写，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打卡一年，每小时打一次。生活于户外一年，不进入任何遮蔽物中。与女艺术家以8尺长绳子互绑于腰间一年，不做任何身体接触。每个作品都在试验人的自制力与意志力。特别在1986年这一年里，不以艺术家的身份与其他艺术家接触，不与任何人谈论艺术，仅仅以普通人的身份活着。在他的坚忍所包含的阴狠里面又透着禅意。我能体味到他所具有的一元性的人格力量。
在纽约的10万个艺术家里有这样一个中国人。他能勾起我的解构欲。我禁不住用最世俗的方法解构他的所有作品。比如“自囚”是对偷渡的主动自罚与赎罪；“打卡”是对合法身份和正当工作的要求；“户外”是对定居生活的渴望；“连接”则是对家庭生活的向往；而14年不发表作品则标志着整个仪式的完成。
当然，这类戏言是无法面对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的。谢德庆究竟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他的认真与沉重让我无法回避。于是解构性的戏言也就应时而生，不过解构本身或许意味着对他的再度检验和最终的解放。
〔责任编辑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