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皇帝、书写与时间

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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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二二一年，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嬴政终于平定六国。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此起彼伏的恭维声中一定会感到一丝空虚，就像一百多年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每当听到父亲的捷报就会黯然神伤，惟恐世界全部被征服，自己将无所作为。与过去那些强大的敌国不同，此时的嬴政必须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暂且不说随时可能出现的刺客，与时间相伴而来的衰老，国境线以外不可捉摸的空间，都足以让说一不二的帝王寝食难安。多年以后，博尔赫斯在《城墙与书》中揣测：“在空间中修造城墙以及烧毁代表时间的书籍，犹如一道魔术的屏障，目的旨在阻挡死亡的来临。”虽然这位阿根廷作家常常犯一些中国史实上的小错误，但他对于秦始皇的心理分析却非常精确。需要补充的是，空间的象征不仅是城墙还有陵墓，而时间的象征不仅是书籍还包括书写，它们所要阻挡的不仅是死亡还有空虚。
　　 在谈论书写与时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建筑这种空间象征。自我加冕没过多久，就有人告诉秦始皇：“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在这种阐释系统里，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吉祥物，黄帝、夏、殷、周、秦与土、木、金、火、水一一对应。“五德终始说”成为皇家意识形态，为了抹去它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五个时代的追溯，人们把它从
　　 超验理论改装成经验陈述并进而上升为历史规律。与水相配套，数字以六为尊，颜色崇黑，法度刻峭，甚至黄河也改名叫“德水”。毋庸置疑，这种学说并不具有科学性，可是它却能够给秦始皇以莫大的安慰，让他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的“行为艺术”，比如把一棵避雨的树封作五大夫。让人纳闷的是，这位信仰水德的皇帝居然会“避雨”，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雨水是上天的信物；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还建造了巨大的长城、宫殿和陵墓，这种土制(石头)的建筑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重温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评论家张闳把它称作“水与土的战争”——脆弱的泪水出人意料地摧毁了坚固的城墙。与“水来土掩”的相生相克不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命运，暗示水的制造者也将被水淹没。尽管如此，这个传说还是向后来者说明，秦始皇之所以很快遭到报复是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事实也证明，毫不间歇地建造那些土制堡垒，恰恰加速了这个水德王朝的灭亡。如果说秦始皇做过什么让自己欣慰的事，那就是派遣海上使团寻找长生丹药。筑城是在建造一种封闭空间，出海则是对未知空间的探险，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使者，恰恰使得皇帝的希望始终不会破灭，直到他闭上眼睛的那一个瞬间。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秦始皇在空间上的各种努力都是对时间的抵抗，他试图逃避死亡。于是，他烧毁代表记忆的书籍，粉碎了来自过去时的威胁；他取消继承者给他添加谥号的权力，阻止了来自将来时的威胁。把自己的身份从“秦王”加冕为“秦始皇”，这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词语游戏，他藉此让自己生活在开天辟地的现在时之中。一个水德王朝似乎不害怕那些竹简点燃的幽蓝色火焰，文字和书生们的呻吟声成了伴随皇帝入睡的小夜曲。当然，他不会想到，自己长眠之后的安魂曲是焚烧阿房宫的噼噼啪啪声；他更不会想到，一个叫做章碣的唐朝诗人竟胆敢写下《焚书坑》嘲笑自己：“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表面含义被大家所称道，一个焚烧书籍的王朝最终被不爱书籍的莽汉推翻，但它还有着另一重含义，一个焚烧文字的王朝最终也没有躲过书生的文字非议。两重含义不尽相同，前者宣布书籍是失败者，后者则暗示文字是胜利者。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民间暗藏六经于芭蕉茎内。为纪念这个无声的反抗，在泉州文庙的建筑上有六柱似芭蕉茎的绿色圆筒，称为六经筒。这个传说的真伪无法考证，六经得以躲过火焰的劫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再退一步，即使书籍被焚毁，那些化整为零的文字依然会存活下来，并随时准备排列组合成一份记忆白皮书。秦始皇将通行文字从小篆改成隶书，最常见的解释是书写简便，可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文字的断裂。通过字体的变化，皇帝试图与往事干杯，重新开始帝国的书写传统。他似乎忘记了文字的本性就是记忆，不管小篆还是隶书，它们都像幽灵一样记录着自己的故事。狱吏程邈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而被投入监狱，他将自己发明的隶书呈递给皇帝，因此被赦免并得到升迁。关于隶书起源的传说，不仅说明一个书生如何通过文字而获救，也说明他如何巧妙地让自己的不幸遭遇广为人知。隶书仿佛秦始皇脸上的金印，人们只要提到它就会想起聪明的书生和冷酷的皇帝。
　　 书写无法抵御衰老，但它也不必然引向死亡。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中，侠客成为书法家。残剑在赵国书馆练习书法，那些不谙武功的学徒只能在秦国的乱箭中像风中芦苇一样纷纷折断。一边听着利箭穿过皮肤的清脆声，一边安然若素地挥笔书写，这与其说残剑日益坚强果敢，不如说他越来越坚硬独断。侠客们可以跳芭蕾舞般地用长袖摔去致命的箭矢，可以用剑准确地穿过人体两个并不致命的穴位，他们以为别人也丧失了疼痛感。残剑在书写中体认到所谓“天下”就是要
　　 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可他却忘记了那些可笑的真理仅仅是沙上幻象。按照这种梦游似的逻辑，“荆轲刺秦王”的独幕剧，变成了“荆轲爱秦王”和“秦王刺荆轲”的二重唱。侠客们的死亡是他们走火入魔的必然结局，只可惜那些书馆里的学徒，成了侠客们的殉葬品。当然，这也要怪学徒过分拘泥于师傅的教诲，他们只知道书写的庄严，却没意识到笔下那些文字最终只不过是一杯细沙，并不需要用性命来捍卫它。
　　 让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隶书上，它的发明者至今尚未验明正身，有些传说中的主人公不是程邈而是王次仲。最有趣的是两位曾同时出现，王次仲是隐居山中钻研文字改革的青年，程藐则是三番五次劝他出山的朝廷官员，前者由于拒绝了后者的要求，被秦始皇下令囚禁起来。突然有一天，程邈被扔进王次仲的牢房，并且大骂皇帝的种种劣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敌，两人从敌人变成朋友，并且无话不谈。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程邈得到隶书的秘密后被释放，王次仲则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拒绝成为书写的祭品，化作大鹏鸟飞去。
　　 不难看出，上面这个“苦肉计”属于后人编造，虽然故事发生在秦朝，原型却极有可能产生于唐朝。那与另一位皇帝有关，事情发生在唐太宗和《兰亭序》之间，同样有两个版本。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传到第七代孙智永那里，被他的弟子辩才得到。第一种版本里，唐太宗派监察御史直接到辩才那里拿到这本著名的“手抄本”。第二种版本则颇费周折，辩才宣称帖子早已遗失在乱世之中，隐瞒了身份的监察御史通过与他的诗书往来获得信任，最后得知帖子悬于屋梁之上。两种版本有着共同的结局，唐太宗最终将真迹带到他的坟墓昭陵。在这场延绵近千年的捉迷藏游戏中，不管其中有多少小插曲，最后的赢家似乎都是皇帝。秦始皇通过推广隶书开启了书写的新纪元，唐太宗则把那本行书看作他安息的枕头。可是，在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辩”中，郭沫若把上面两种版本的记载都看成“虚构的小说”，只承认“部分真实”。他大胆假设：兰亭传奇的关键人物智永，正是《兰亭序》的作者和书者。事实上，郭沫若的说法并非首创，清人就有类似说法。我不打算也没有能力从书法史上评判其中真伪，但智永导演了兰亭传奇的说法，却让我们重新考虑谁是这场猫和老鼠游戏的赢家。据说唐太宗收藏的历代书法作品达二千二百九十纸，他最偏爱王羲之的墨迹。可以想像，当他毕恭毕敬地沐浴焚香，然后小心翼翼地摊开《兰亭序》，那种神圣感肯定不亚于属下官员面对圣旨的感情。在阳光照射下的宫殿，这位皇帝并非说一不二者，一个逝者留下的墨迹仿佛不可更改的遗言，让人亦步亦趋，一钩一捺都惟恐有半点差错。此时的唐太宗虽然拥有了《兰亭序》，但他被《兰亭序》左右；正如秦始皇拥有了隶书，却也成为隶书的奴隶。不同的是，秦始皇试图通过书写阻止衰老，唐太宗则是让书写陪伴死后的岁月。
　　 两个皇帝的共同遭遇，见证了书写与时间的关系，皇帝想通过书写控制时间，最终时间却使书写恢复历史原貌。书写存在着自动的反控制装置，它与自己的载体、内容和所有者若即若离。第一，书籍是有形的，书写是无形的，无形的东西无法被火焰焚毁，它只能被火焰照亮，焚书最终将是无用功；第二，尽管有人愿意为书写献身，书写却不鼓励这种行为，侠客们的真理像沙上水滴一样虚幻；第三，一份文字只有一位书写者，却可能被无数人所有，但最终还是书写者享有权威，即使所有者是皇帝。不过，秦始皇和唐太宗至少还是形式上的胜利者，前者推广隶书成为汉字简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后者的书法也是有口皆碑。相比之下，宋徽宗和乾隆在书写上是彻底的失败者，一个笔走龙蛇但不知亡国将至，另一个以书法泛滥而闻名天下。
　　 宋徽宗与南唐李后主有着非常相似的地
　　 方，他们都是有着艺术特长的亡国之君。虽然前者的“瘦金体”在书法上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在诗词史的地位，两者对书写与时间的不同处理，却使得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截然不同。对于李后主，人们往往因为那些啜泣的词句同情、理解了他的无能。宋徽宗没有受到如此礼遇，他成为玩物丧志的代表人物。记得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中，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之后，连监狱也没住成，只是囚禁在一口枯井中。人们冒着落井下石之嫌，借金兵发泄了对这两位皇帝的不满。假如宋太宗能够未卜先知，知道后代的命运，他还会不会派人给李后主送去致命的牵机药?李后主的诗词和宋徽宗的书法，就像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如果把诗词和书法都看作一种书写，就会发现为什么人们采取双重标准评价他们。李后主的词分成两个时期，亡国前多靡靡之音，亡国后多家国之痛，我们所熟知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均属于后期作品。其实，幽居于井中的宋徽宗，一定像误入山洞的侠客一样，会精心揣摩书写的技巧聊以度日。不幸的是，金兵没有像宋朝那样为囚犯准备笔墨纸砚，宋徽宗的后半生几乎完全被遗忘。李后主没有成为后主的时候夜夜笙歌，甚至大兵压境还在琢磨如何填写《临江仙》。在《水浒传》中，柴进潜入宋徽宗的书房，素白屏风上御笔亲题四大寇的名字：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由此可见，宋徽宗的行政能力很有可能要胜过李后主。但与诗词相比，书法更具形式感，鉴赏书法要比鉴赏诗词更困难。同时，人们又把历尽沧桑的后期李后主与不谙世事的早期宋徽宗相比，书写与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自然会推出那个不太公平的结论。
　　 与宋徽宗相反，乾隆恰恰属于事业有成者，六下江南、五幸五台、三登泰山，和格格、太监、私生子们造就了无数传说。他还有着题字的癖好，不管是一处风景还是一道地方小菜，都有可能挥毫泼墨，乃至后人将这种不节制的书写称作“乾隆遗风”。根据价值规律，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真迹贬值，在某次广州的拍卖会上，乾隆的一幅御笔书法仅售四万六千元，而当代旅美画家陈逸飞的油画作品《小提琴手》却价值四十九万五千元。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平民，一个是古人、一个是今人，后者的作品价格居然是前者的十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讽刺。与书法类似，乾隆的诗歌产量是中国第一，据说有十万首之多，但没有一首称得上家喻户晓。如此多的产量，如此少的杰作，说明这位皇帝不但没有遵守价值规律，也没有遵守艺术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或诗歌都是比慢的艺术，它们需要耐心等候。如果说宋徽宗在书写上的慢，使得他面对国家反应迟钝；乾隆在治理帝国上的快，又使得他下笔过于雷厉风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纸张和帝国之间的“时差”，宋徽宗的指针偏向纸上，乾隆的指针偏向帝国。一个没有处理好书写以外的时间，一个没有处理好书写内部的时间，他们只能面对失败的结局。大概亡国的宋徽宗早已洞悉了自己的错误，拒绝继续书写，并将后半生隐没在井中黯淡的光线之中。只是风流倜傥的乾隆，一定没有空暇躬身自问，而是坚信自己的书写能够透过时间的磨损，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皇帝、书写与时间，成为三角形的文字学难题。不管敌视还是热爱，皇帝都必须与书写打交道；书写不是匀速运动，它时快时慢；皇帝害怕自己的衰老，有时却乐于目击死亡和屠杀。秦始皇终止过去的书写(焚书)，开启全新的书写(推广隶书)，以阻止时间的流动；唐太宗则通过书写(临摹《兰亭序》)锻炼着自己的耐心，以安详地面对死亡；宋徽宗放弃书写，以对自己的慢表示自责；乾隆则进行着加速度的书写，以示对快的偏好。皇帝们拥有着互不相同的文字学，可是他们都称不上胜利者。最后的笑容属于文字，哪怕有一天人类销声匿迹，文字依然会讲述那些美丽或丑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