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作为礼物的美女
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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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对温莎公爵的故事耳熟能详。大约七十年前，他曾对一位结过两次婚的美国丽人沃利斯·辛普森表述衷曲：“如果我是国王，我将让我的附庸属国全部拜倒在你的王冠之下，所有的都将忠实于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你的秀发。”要知道，这并非一个穷小子的大话，也不是一个王子的花言巧语，后来他果然为了她放弃了英国王位。但是，传奇毕竟只是传奇，现实中的人们却无法理解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壮举。一个并不漂亮的少妇何以倾城倾国?传记作家更愿意从其他角度解释：“她是个同性恋者，同时是个色情狂；她是纳粹德国也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密探；她是二战时期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情妇……”如果这件事放到古典中国，多半是“爱美人更爱江山”的选择，因为拥有江山自然不愁美人在怀，拥有美人却未必江山在握。江山美人仿佛时下的香车美人，两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皇帝从江山那里寻求帝国之梦，获得空间上的满足；在美人身上重返青春，获得时间上的慰藉。但是江山一统，只能有一个主人；美女如云，却不妨互相转赠。就连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也没有逃脱礼物的命运：西施被越王勾践赠给吴王夫差，昭君被汉元帝赠给匈奴单于，貂蝉被司徒王允分别赠给董卓和吕布，杨贵妃则被寿王赠给父皇唐玄宗。如此大规模的美女派送活动，既不说明古人如何不近女色，也不说明他们如何慷慨大方。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发现，礼物的流动不同于交换利益的市场交易，它还具有“人格的整体赠与特征”，即注重人与人之间“面子”的互惠性。不过，这种理论不太适用于中国宫廷，美女们在被辗转赠送的过程中，一点也看不出脉脉的“人情”，只能看到残酷的“反人情”。那些性感的面孔，最终成为危险的面孔。
西施已经成为美女的代名词，她的一生，被唐朝诗人王维总结为两句话：“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这种说法固然没有大错，却将其中的曲曲折折一笔带过。一个不谙世事的乡间女子，被国王送给敌国君主，试图以美貌颠覆对方的统治。其间，她如何缝补自己的双重身份?理智与情感是否会发生冲突?国家认同会不会产生摇摆?这些都一言难尽。现在，老派人物喜欢把西施看作为国献身的圣女贞德，新派人物则把她看作打入敌人内部的邦德女郎。总而言之，他们都把西施看作人体炸弹式的美女武器，美女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她的内心生活完全被省略。其实，当初深入敌营的不只一个美女，除了西施还有郑旦。她们的故乡浙江诸暨，不仅有西施殿还有郑旦塔，当地还流传着两人以井为镜争芳斗颜的传说。那么，为什么一对姊妹花如今只有西施独享盛名呢?据说，西施、郑旦进入吴宫之后，深得吴王夫差宠爱，在耳鬓厮磨之际，郑旦逐渐为情所困，几乎丧失了原则，幸亏西施及时提醒她勿忘国仇，使她毅然斩断情丝。看来，郑旦被后人遗忘与她几乎丢弃气节有关，但她的误入歧途却展现出“越溪女”和“吴宫妃”之间的紧张关系。她只有扮演好“吴宫妃”的角色，才能顺利完成“越溪女”的任务；可是，她越是融入“吴宫妃”的身份，越容易怀疑“越溪女”的初衷。不难想象，郑旦曾无数次独自在月光下徘徊，一边是敌国吴王的温暖情怀，一边是故国越王的冰冷誓言。她左右为难。
这让人联想起《美女与野兽》：一个商人无意中冒犯了城堡里的野兽，他被饶恕的条件是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这个野兽；可怜的美人来到城堡，野兽对她非常温存，即使求爱遭到拒绝也不会发火；终于有一天，美人被野兽感动答应嫁给他，咒语同时被破除，野兽变成了英俊的梦中王子。这个故事扑朔迷离，但它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情节本身，而是探讨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可能性。青春女子本能地反抗包办婚姻，《美女与野兽》却告诉她们应该听从父辈的意见，即使未来的郎君现在看起来像野兽，最后也很有可能是白马王子。西施故事看起来完全相反，即使她们面前的吴王可能是白马王子，最后依然要把他当作野兽。但这种细节并不重要，正如《美女与野兽》是一个包办婚姻的寓言，西施故事则是一个为国献身的寓言，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听从来自父辈、国王的绝对律令。通过对西施的记忆，对郑旦的遗忘，人们轻松地回避了后者的两难选择，宣称为了国家应该毫不犹豫地献出脆弱的身躯。两个寓言都许诺了美丽的结局：一个成为王后，另一个则放弃王妃的身份，与范蠡泛舟五湖。事实上，关于西施的下落有很多种说法，比如有人说她被越王装到皮袋里沉到江里。人们似乎故意遗忘这种不幸的结局，以免西施成为反面典型，也避免了寓言的无效。人们更愿意相信，被当作礼物的西施最后安享晚年，她的夫君范蠡是著名的财神爷陶朱公。
汉朝的昭君，上演了另外一出《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她主动申请和亲，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作为数量不多的“自愿”者之一，她被各个朝代树立为美女榜样。一个生于杏花春雨江南的女子，主动要求到陌生的边疆，那通常不是出于对白马秋风塞上的向往，多半另有隐情。也就是说，“自愿”的背后往往有着诸多不得已的缘由。昭君更像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她不是什么金枝玉叶，而是出生于秭归的平民之家。正如灰姑娘很少有机会参加国王的宴会，昭君更是很难被汉元帝宠幸，甚至连见到他的机会都没有。皇帝日理万机，无暇一一巡视后宫，只能像点菜一样从画册上钦点花容月貌者。偏偏画工毛延寿喜欢索要贿赂，而昭君又无力行贿，只能孤灯寒衾做伴，独守空床。有首《五更哀怨曲》道尽其中酸甜冷暖，歌日：“三更里，夜半天。黄昏月夜苦忧煎，帐底孤单不成眠；相思情无已，薄命断姻缘，春夏秋冬人虚度，痴心一片亦堪怜。”就这样，不知有多少女子在高高的官墙内，静静地等待着树木慢慢生长，皮肤慢慢衰老。所以，当皇帝宣布自愿和亲者不仅可以成为匈奴的王后，还会被看作汉朝的公主，昭君自然会挺身而出，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后汉书》用十六宇描述昭君见单于的场景：“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可以说，那天是昭君一生中最辉煌的二十四小时。汉元帝和后人经常埋怨毛延寿曲笔杀人，事实上，如此杀人于无形之中的何止一个毛延寿，被湮没的也不止一个王昭君。
童话里的灰姑娘遇到王子之后，就开始了她的幸福生活；现实中的灰姑娘嫁给单于之后，却未必如此轻松。虽然根据历史记载，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始终和睦相处，但一个柔弱女子初到异乡的惶恐和不安，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她还必须面对“文化的冲突”。当丈夫死后，昭君又遵汉成帝之命“从胡俗”嫁给了长子复株累单于。即使并非亲生儿子，当床边躺着昔日称呼自己母亲的男子，昭君的心里一定百感交集，她成了一件可以被世袭的礼物。直至东汉末年，蔡邕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自己的著作里让昭君“吞药而死”，仿佛这样才不会辱没灰姑娘的晚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在《咏怀古迹》中的一声叹息，绝非文人骚客的顾影自怜。
相比之下，貂蝉这件礼物被赠送的频率最高，她被司徒王允同时送给了董卓和吕布。虽然在名义上吕布是董卓的“义子”，但实际上吕布一直是不义之子，此前就有过杀害义父丁原的劣迹。所以，两个枭雄为了一个女子反目成仇，也在情理之中。对此，毛宗岗曾有一段绝妙好辞：“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笑颦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不过，貂蝉的身份至今不详，甚至有四种说法：可能是王允的歌妓，可能是董卓的婢女，可能是吕布的妻子，也可能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有趣的是，貂蝉不仅在董卓、吕布之间上演过连环计，还在曹操、关羽之间充当过同样角色，只是前一次系故意为之，后一次无意而为之。据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引《蜀记》载，曹操曾与刘备一起将吕布围困于下邳，关羽跟曹操说欲将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纳为已有，曹操一口答应。快要破城的时候，关羽又反复提及此事，这使得曹操疑窦丛生，先将那个少妇接了过来，果然姿色可人，便把她留了下来——两人从此结下桃色过节。可怜貂蝉 (秦宜禄之妻)在乱军之中已无心膏沐，谁曾想到两个敌将却在为自己的归属争风吃醋?这个有辱关圣人光辉形象的传说，很少在民间流传，取而代之的是名为《关公月下赞(斩)貂蝉》的戏剧。吕布被杀之后，关羽颇为不解众人为何皆为貂蝉神魂颠倒，亲自驻守吕府(一说曹操将貂蝉送给关羽，以在桃园三兄弟中施离间计)，没想到自己却也不免为之意乱神迷。痛定思痛，最后的结局是两种：一种是貂蝉深明大义，自尽而死；一种是关羽大节为重，痛斩貂蝉。貂蝉仿佛《一千零一夜》中的宰相女儿山鲁佐德，为了阻止暴行而深入虎穴：一个施连环计，一个讲连环故事。中国的月色和阿拉伯的月色同样楚楚动人，可惜貂蝉推倒了暴力的多米诺骨牌，最终在月下被一斩了之；山鲁佐德则终止了暴力的循环，在每一个夜晚向国王讲述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如果说昭君嫁给儿子是“从胡俗”，贵妃得幸于父皇绝非什么“从汉俗”，民间对此常用“扒灰”两个字形容。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成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到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七月被玄宗册封为贵妃，其间历经十年漫长的时光，辈分终于升高了一级。当二十七岁的少妇面对六十一岁的皇帝，一个肤如凝脂，一个满面皱纹；一个动如脱兔，一个呆若木鸡，真可谓情何以堪。不过，唐玄宗无限广阔的疆土(空间)，很快掩盖了他在年龄(时间)上的有限性。甜蜜而新鲜的岭南荔枝，使得杨贵妃可以不在乎皇帝那衰老而苍白的面容。陈寅恪曾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有失实之处：第一，时间不对，七月七日正值夏日，没有必要泡洗温泉；第二，地点不对，长生殿乃祀神之重地，岂可在此儿女情长。这种考证固然精确，却不免有些书生意气，须知杨贵妃和唐玄宗连伦理纲常都已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在意这些小节?欢愉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又一个十年弹指一挥间，安史之乱的烽火搅乱了平静的长安城。杨贵妃的“长恨歌”并非因为自己被当作礼物送给父皇，而是被这个父皇当作礼物送给了护驾将士。天宝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阴历六月初九，重镇潼关失陷；六月十三日官员们上早朝时，发现皇帝已经带着杨贵妃以及少数随从星夜出逃。但是，当他们到达马嵬驿时，士兵发生哗变，为安抚军心，唐玄宗让高力士将杨贵妃带至一边缢死。这是中国正史的记载，在民间传说的版本里，杨贵妃得以金蝉脱壳并且漂洋过海到了日本。这种说法在日本非常盛行，著名影星山口百惠曾在二OO二年称：“我是中国杨贵妃的后代。”
虽然杨贵妃已经遭受到“末日审判”，但后来的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的口诛笔伐。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这是我们熟知的“红颜祸水”论，可以上溯到商纣王与妲已的时代。可是，如果留心一下《封神演义》，就会发现这么一个细节：妲己这个无恶不作的狐狸精居然是由善良的女娲娘娘派遣而来，而神仙姐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纣王色胆包天，竟在女娲宫中题淫诗要将她召入宫中。与其说“红颜祸水”，不如说“色胆祸水”。杨贵妃就像《蓝胡子》里的妻子，蓝胡子临行前给了她一串钥匙，并且嘱咐她不要打开楼下画廊末端的壁橱。妻子没有按捺住好奇心，偷偷地打开那扇门，发现那里居然储藏着被丈夫杀死的前妻尸体。蓝胡子回来后知道妻子洞察了这个秘密，便要将她杀死，幸亏这个妻子的兄弟及时赶来刺死蓝胡子。妻子没有遵守丈夫的留言擅自打开壁橱，这或许不应该，但不能因此将壁橱里的罪恶归罪于妻子。同样，杨贵妃仿佛一把钥匙开启了唐玄宗身上的欲望之门，她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能因此将安史之乱乃至唐朝的衰落都归罪于她。童话里的妻子最后被兄弟们救出，现实中的妃子却失去了这种获救的可能，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已先于她被士兵所杀。
关于四大美女，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四大美女的故事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为什么众多美女单单挑出她们四位?她们是以什么标准被挑选出来的?这些恐怕都已成了不解之谜。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即四大美女无法表述自己，关于她们的记忆都是由男性话语建构出来的。四大美女有很多系列传说，比如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还比如西施沉鱼、昭君落雁、貂蝉闭月、贵妃羞花，可是这些只说明她们如何与众不同，却没有说明她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面容姣好或者事迹突出是评选标准，四大美女就毫无特色可言，既可以增员为N个美女，也就可以简化为一个美女。在荣格心理学里，有一个关键词叫阿尼玛(anima)，它指男性心中的女性形象。巧合的是，阿尼玛的四个层次竟然能够与四大美女一一对应：第一个层次是原始夏娃型，注重女性本能和生物特征，比如以胖为美的杨贵妃；第二个层次是浪漫海伦型，具有一定的美学色彩，但生理特征依然超过精神特征，比如令无数英雄执干戈的貂蝉；第三个层次是牺牲奉献玛利亚型，心灵的圣洁超过肉身的欲望，比如为了化干戈为玉帛而远嫁匈奴的昭君；第四种是智慧成熟蒙娜丽莎型，她不仅是女人，还具有了神性，比如不知所终的西施。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男性话语建构出的四大美女，无意中与男性心中的四种女性形象相吻合。她们是中国男子送给自己的四种礼物，那些新鲜的面孔被呈现，那些疼痛的心脏则被遮蔽。有些尴尬的是，从西施到昭君到貂蝉再到贵妃，随着时光的迁徙，他们心中的她们却从神性走向动物性。当然，这绝非是中国女子在退化，而是中国男子的想象力逐渐萎缩。直至某一天，当美人不再与江山相伴，当美人不再是男人的礼物，那就意味着她们终于获得了自我言说的能力，他们也可以在自己不该出现的地方彻底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