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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反思与探索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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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第三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在浙江温州举行。本届论坛由本刊与南方文坛杂志社、浙江省文学院、温州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一批活跃于创作和批评第一线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以及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的媒体记者出席会议。韩作荣和《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辞，论坛由《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主持。
在本届论坛上，作家和批评家们就当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坦诚的对话，在此发表的即是对话纪要。
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至此已连续举办三届，这个一年一度的论坛将长期举办下去，我们相信它将成为反思与探索的场所、成为展示我们文学思维最新成果的场所，它将对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和成熟产生重要影响。
——编者
参加者：
●韩作荣、张燕玲、盛子潮、王手、李敬泽、杨泥。
●毕飞宇、李洱、戴来、张执浩、李修文、盛可以、黄咏梅、鬼子、映川、汤养宗、须一瓜、艾伟、钟求是、吴玄、马叙、薛荣、畀愚、夏季风、柳营、任峻。
●洪治纲、吴俊、张新颖、朱小如、汪政、吴义勤、谢有顺、胡军。
10月20日，上午
韩作荣：真诚欢迎大家的到来。这么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青年作家、诗人，这么多思维敏锐，见解独到的青年批评家聚集一堂，我为《人民文学》能有一批又一批这样强有力的支撑者和朋友感到欣喜和骄傲。
继许昌、北海之后，这次在温州举行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已是第三届。历届以来，我们深入探讨了当下文学写作与理论批评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譬如文学本身的规律、艺术新的追寻；譬如与作家与作品的生成有关的心理荚学问题；譬如读者以及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对文学操纵的接受荚学问题；以及文学资源的开发，作品的社会、文化意义等等，作家批评家以深刻的反思、针锋相对的对话和争论，批评的良知和勇气，恰切的表达，进行了积极的精神建构，开拓出思维和文学的新的领域和边界。
尤为重要的是，在前两届论坛上，我们一以贯之地探究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存境遇、人的苦难、尊严、罪恶，道德感与伦理意识，这些看起来是文学以外的问题，恰恰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根基。爱、对真的追寻、终极关怀应当有着比“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价值。当然，这一切，都在文学的内涵中存在着。
本届论坛，我们仍旧拟了几个题目，供大家参考，但这不是束缚，只要是与文学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谈。我们希望能形成争鸣的局面，表达对文学各自透彻的理解和新见，以及疑惑、倾诉和进行新的探求的可能。诚然，作家与批评家探讨文学的角度可能并不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即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张燕玲：首先感谢《人民文学》创办这个论坛，随着论坛一届一届地举办，我觉得它对整个中国文坛的意义日渐彰显：它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交流的平台，让所有对文学事业怀着热爱的人进行自由的对话。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作家必须进行从内到外的调整，必须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然后面对时代丰富复杂的经验，进行艰苦的自我塑造。因此去年在北海的论坛非常让人怀念，所有的与会者率真、新锐，富有才情，互相叩问，自我反思，对文学精神重新挖掘，表现了珍贵的提出问题的勇气和能力。
所以，希望今天能和去年一样，通过坦诚率真的讨论，结出真正的思想果实。
李 洱：我昨天同汪政、张新颖讨论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问题。我这里先谈我的看法，汪政和张新颖可能另有看法。
中国作家写乡土小说是个强项，到今天，我认为有必要辨析一下，现代以来的乡土写作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写作、对我们处理当下的乡土经验，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怎么理清这些资源，然后对现实做出文学上的应对，我感到是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作家在处理乡土经验时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苦难”，这是就表现对象而言的；一是“传奇”，这是就写法上而言。其实这两个词是相辅相成的，写苦难往往用到传奇的方式。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写作，我感兴趣的却是另外两个词，一是“困难”，二是“日常”。这“困难”不单指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指乡土中国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它们都是日常的困难，是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困难。
写“苦难”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也是很容易“成功”的。有很多经验、模式或者符号可资借鉴、利用，写“苦难”对读者来说很容易引起共鸣，包括容易满足两方对于中国的想象。我当然承认，这种对“苦难”的书写，包括对当下乡村生活的“苦难”的书写，也出现过很多杰出的作品。但我总有一种感觉，对苦难的传奇性的表达，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真实，总有那么一点简单。是的，我喜欢复杂的小说，不是说形式上一定要多么复杂，而是经验上的复杂性，也就是表达日常背景下的乡土中国的复杂经验的小说。
我可能没说清楚。现在我再次感到了表达的困难。我还有很多困惑想说出来·，我已经说出来的一些说法，昨天就遭到了汪政和张新颖的批评，现在欢迎他们继续批评。
张新颖：我同意李洱的观点。“传奇”、“苦难”，尤其是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这其实是把乡土中国符号化了。如果让乡土文学创作迫近具体的乡村生活，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困难”。相对来说，写“苦难”是容易的，也是讨好的，而具体地写乡村生活的“困难”是困难的。我们写了许多年的乡土中国，说绝对点，其实看不到真正的乡土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关于乡土中国主要有两种写法；一是自“五四”以来的习惯写法．“五四”的新文学家大部分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他们受过新文化的洗礼，回头去看这个乡村，看到的是不文明、愚昧、落后等等，看到农村各种各样不符合新思想的地方，这样写出来的农村看起来是农村，其实是作家眼睛里的农村；二是当新文学家在城市的潮流里受挫的时候，就把乡土中国传奇化、田园化、诗歌化，这其实写的也不是农村，是作家心里的农村。很奇怪，我们写了那么多的农村，真实的农村到底是怎么样子，这在文学上是很成问题的。总体上看，当下的作品不能给出关于中国乡村的令人满意的观察。
汪 政：传统伦理崩溃之后，中国农村的组织形态到底如何，这不仅是中国文学所关注的，国际上对此也很关注。如果我们把话题再提升一步，也就不仅仅是讨论乡土文学，当年曾经提出文学“向内转”，我个人觉得经过这么多年观念更新之后，文学是否该考虑一下“向外转”，我个人呼唤文学“向外转”。
鬼 子：李洱老师，你们是做乡土文学的，而我是生活在乡土之中的，你们说乡土文学城市化、符号化了，你要使写作逃脱这种模式，最后无非也是发现或发明另一种“乡土”，我估计走着走着，还是另一种符号。可能关键是哪种符号更可爱些；
吴 俊：我觉得乡土文学这个问题就不要谈了。“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在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才会出现这样的话题。到了工业化完成后，这一概念就不存在了，必然会被抛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转型期中城市人群的生活和情感问题，这是当下的前瞻性问题，砚在杜会的大趋势是城市化。有人说我这是进化论观点，认为我对城市化说好话，其实这不涉及到价值判断，我们不去探讨城市化好不好这一问题，只是说在城市化这一进程中“乡土文学”、“乡土中国”肯定只是社会生活中极小部分的问题。
张新颖：吴俊的话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讨论乡土中国时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固化的乡土概念，就是说你在讨论村里的事的时候不能就仅仅是村里的事，和城市隔绝，和中国社会的变动不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我赞成不用“乡土”这样的词，但是那一块的事儿还是事儿。吴俊是上海人，一直生活在上海；所以他可以这样说—，但其实中国农村在整个二十世纪里的变化和中国城市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谢有顺：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因为我本身也有非常长的乡村生活经验。我每一次回到故乡，都会感受到非常荒凉，青壮年都已离开，剩下的只有老人小孩，作家如何书写这一现实，这的确是个问题。
“五四”以来的作家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书写乡村的时候，本来应该是最动人的，因为这跟他们的童年记忆有关，但很多作家采取的方式是抛弃故乡——也许把“乡土”换成“故乡”会更好理解一点——生活在别处。这种姿态必然会导致对乡村现实的改写，这种改写不仅发生在乡土文学中，哪怕对城市的现实，不是也存在着改写吗?当下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笔下的都市人都在喝咖啡，逛街，都在哈根达斯，这里面都有一种符号性的东西对作家的支配。也就是说，乡土也好，都市也好，都有一种总体话语支配着作家的写作。这样一种写作必然会导致改写。
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写作普遍不及物?因为中国的小说发育比较迟，一直以来，诗歌才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诗性思维本来就是不及物的，就像写西湖“浓妆淡抹总相宜”，你会觉得它很好，但西湖怎么样还是不知道，没有人在那儿真实地描写西湖。这种诗性思维在目前看来是有害的，使我们无法去面对一些非常具体非常细微的生活真实。诗性思维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导致作家与生活的基本联结点都已消失。如果作家在这上面有所警觉的话，也许在书写当代现实乡土、都市时都会调整一下姿态。洪治纲：刚才汪政老师提到文学应该“向外转”，我觉得无论“内转”也好，“外转”也好，九十年代以来都没转好。所以现在“向外转”有必要，但是“向内转”也应该继续深化。“向内转”就是要解决写作的基本问题。首先要把技术解决掉，比如写小说必须把最基本的写实关给过掉，这样才能把敏感部位写得很扎实。
须一瓜：刚才老师们说到“向内”的问题，我联想起平时自己的一些相关思考。
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美国建筑师对建筑的感悟，他说：“光伴随着静，静伴随着光。”我一下就被这个表述击中了，我觉得它和文学创作活动是相通的。首先要有“光”，但这个“光”来自我们的内心，它的珍贵和独特在于它独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和捕捉到自己内心的“光”，还要有表达好“光”的最合理结构。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找到“光源”、“建筑设计”是个艺术活，后面的施工，是个技术活。对于前者，必须是虔诚的，至于后者，工匠嘛，应当恪守“职业道德”，精工细料，该跑的“建筑材料”要去跑。和盖房子一样，写作首先是个诚实的活动。无论是前面对“光”的感受，还是后面的“具体施工”，其实，任何一点虚晃的东西，大家都看得出来。
艾 伟：我的话题与李洱他们的话题有相关的地方，就是“公共想象”。就这个话题，我想谈谈张艺谋的电影，在《十面埋伏》中，我看到那些乐工，在章子怡跳舞的时候击鼓助兴，那鼓是放在盛满了水的盆子里面。当然，这一切都有着张艺谋式的煞有其事，我怀疑这又是一个伪风俗。可是，即便是伪风俗，我还是得承认，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像水中击鼓这样的场景，确实十分“中国”，至少，它符合我们关于中国的公共想象。在这个公共想象中，“中国”是奇观的代名词，事实上，这也许不是我们的公共想象，背后有一个西方的视野。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这样的公共想象。现在有人把王安忆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她们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我想可能同我们对上海的公共想象有关。现在对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想象，有着像公式一样准确的话语，可我有时候会怀疑，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那个三十年代繁华的上海真的存在吗?
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丰富复杂的上海，最终简单地变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当然更看重生命的丰盛及精神的深邃，可是，对于宏大的历史，小说家看重的鲜活的生命形态根本比不上几个简单的符号。在这个符号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人可以不见，留下的可能只是长城、旗袍、故宫、脸谱这样的视觉形象，它们代表着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一个小说家，它可能受到几种公共想象的左右。一种可能是历史想象，来自于既定的历史话语。另一种是所谓的文化，如前所述，文化最后往往变成几个干巴巴的符号，并由此产生对某个地域的所谓公共想象。这种想象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它只能把野生的生活格式化。而任何的公共想象导致的可能就是大量的复制。
我对所谓的“文化”一直抱着警觉的态度。当然，我知道有一种以文化见长的小说，但那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认为，小说应该最直接地深入到时代的真相里面，而不是被所谓的文化所格式化。小说中如果一旦有所谓的文化情怀，那一定会把生活彻底的改造。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西方想象中的东方，它芜杂、斑驳，我们所处的语境比西方更复杂，更纠缠不清。如果西方人怀着东方的梦想来到中国，那一定是要失望的。面对这现实，我们其实很难依靠我们的传统资源说清它。《红楼梦》当然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我们很难依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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