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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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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来到一个叫做奥斯威辛的小镇，他们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整整五个小时才结束战斗——此前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著名的“死亡工厂”所在地。当时才19岁的苏联士兵维尼辛科在60年后回忆道：“进入集中营，我们惊呆了，到处都是带电的铁丝网，到处都是穿戴黑白间条衣帽的囚犯。这些囚犯几乎都已经不能行走，他们瘦骨嶙峋，就像影子或幽灵。”无独有偶，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约瑟夫·比亚罗也用“幽灵”这个词来描述解放了他们的苏联军队：“一支幽灵般的队伍沿着楼梯悄悄开进来。士兵们头戴白帽子，身着伪装服，全部手持冲锋枪，趴在地上几乎让人分辨不出来。”集中营的残酷性，使得解放者和幸存者都怀疑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人间，而是幽灵的世界。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时时抽打着7000名幸存者和所有的后来者。2005年1月27日，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者、各国青年代表和44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在皑皑大雪中鸣响火车汽笛，纪念60年前的那一天。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欧洲国家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篇。奥斯威辛几乎成为第二坎世界大战的代名词，但两者又截然不同，正如维尼辛科所说：“我在战争中看到过很多可怕的场景，但任何可怕的场景都比不上这个集中营。”战争的双方都是手持武器的军队，而集中营里一边是赤身裸体的平民，另一边则是头戴钢盔的杀人机器。更重要的是，战争从不隐瞒它的暴力气息，而集中营却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据说在奥斯威辛里经常飘荡着巴赫的赋格。洛特雷阿蒙曾用“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来形容少年的美；只要把“偶然相遇”改成“厮杀”，这句话就可以用来描述集中营的“美”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奥斯威辛集中营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它不再仅仅是波兰的一个小镇，而是全世界的灵地。今天，当我们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也会理所当然地想起奥斯威辛，缅怀那些没有了头发也没有了皮肤的幽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又有什么被全世界铭记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却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和亚洲出现了“记忆不对称”的现象，我们对奥斯威辛耳熟能详，他们却对中国一无所知。
中国有没有“奥斯威辛”?毫无疑问，在中国找不到任何一个名叫“奥斯威辛”的地方，但是中国又有无数个地方可以被称作“奥斯威辛”。暂且不说南京大屠杀，抗战爆发前的哈尔滨和长春就有两支日本秘密部队，一个是设在哈尔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个是设在长春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它们在抗战时的秘密番号是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在他们眼里，活人就是解剖台上的木头、笼子里的小白鼠，他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高效、快捷地用细菌来消灭冒着热气的人体，这无疑要比“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残酷得多。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军还对被称作大后方的重庆发起了218次空袭，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日机对重庆的军用和民用设施进行了无区别的轰炸，仅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便炸死3991人，1941年6月5日则有2500人在防空隧道中窒息或践踏而死。统计学永远是无情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掩埋着无数个不为后人所知的悲痛故事。除此之外，还有遍布各地的慰安所，把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划上伤口。可以这样说，纳粹把奥斯威辛变成集中营，日军则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奥斯威辛”。
让我疑惑的是，既然整个中国都变成“奥斯威辛”，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又会对中国的“奥斯威辛”几乎一无所知呢?我们可以责备他们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东亚的苦痛视而不见。但事实又不是完全如此，就在欧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60周年的时候，英国的《卫报》还发表了题为《我们不应忘记战争如何胜利》的署名评论文章，文章特别指出：“如果不是中国付出2000万人的代价，在亚洲战场拖住了日本军队，日本军队便会从中国进攻原苏联的后方，或者进一步进入太平洋地区。在没有亚洲盟国顽强抵抗的情况下，西方盟军的损伤将更为惨重。而在西方，这一事实几乎没有人知道。”看到这里，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而不是指责他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需要其他国家的媒体提醒人们记住呢?为什么中国的“奥斯威辛”没有被恰当地言说和书写?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一点也不亚于纳粹，为什么我们的大屠杀文学却无法与欧洲相比?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句名言曾经惹起无数争议。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短暂童年的200Z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曾故意反其道而言之：“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其实，阿多诺后来回收了他那句格言：“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但“或许”这个词又说明阿多诺的回收并不彻底，这种“否定辩证法”的表述恰恰说明奥斯威辛和诗之间的难题。坚持书写奥斯威辛的凯尔泰斯也会特别提醒，在种族屠杀问题上会形成大屠杀感伤主义和大屠杀廉价商品，这些恰恰是对奥斯威辛的否定。他把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看作大众神话，这部黑白电影在结束时出现彩色的胜利人群，暗示着人文理想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威辛，他认为这种想当然的情节简化了大屠杀的多重面相。
奥斯威辛之后的“哈姆雷特”们，需要思考的是：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个问题。父母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萨·里比来赫特，认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有两种：“在一种家庭里，人们着了魔似的谈论着大屠杀，所出现的任何话题——从一根鞋带到一块面包——都直接导致对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回忆。而另外一种家庭的反应，则是完全的沉默。”从表面上看，前一种家庭更像欧洲，截止到1972年，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希伯来小说就有300多部；后一种家庭更像中国，迄今为止，感动全世界的大屠杀文学还暂付阙如。但是，现实又没有这么简单。
谈论有谈论的理由，沉默有沉默的借口，两者都会有致命的危险。凯尔泰斯一边坚持书写奥斯威辛，一边提醒人们对大屠杀感伤主义和大屠杀廉价商品保持距离，这是首鼠两端的油滑么?当然不是。事实上，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不管祥林嫂从“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还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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