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上海
作者：何立伟
字体： 【大 中 小】
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啊也，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捡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一九九八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结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上火，牙龈肿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钳子。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陈村的新居，却原来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个社区的马路斜对面。隔了几年我去看时，那桂平路变化仍是不大，远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响亮。陈村住的那个社区，有个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时周末常去租碟来看。没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国的警匪片。租回来往碟机里一放，一会儿满屋子枪声大作。
我那一年在上海时，陈村是住在万科花园，我觉得那里环境很不错，唯一的缺点是隔虹桥机场过近，头上时不时有飞机低空掠过，声震耳鼓。我那时在漕宝路最高的一幢地标写字楼里办《环球企业家》杂志。编辑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爱之极的年轻人。上海的人力资源真是好，随便一招，个个是才俊。差不多每个星期我要率这班小年轻跑到万科花园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馆去吃放了磨芋的泰安鱼同辣子鸡丁，喝巨多啤酒，顺便把陈村也叫下来吃饭聊天。他腰腿不好，骑在自行车上慢慢滑过来。“久仰久仰!”年轻人头一回见陈村，皆起身招呼。陈与年轻人极有缘，何况那时他又在“榕树下”当文学版主，我们编辑部年轻人皆是网虫，故对陈尤其景仰，如同见了教主一般。
陈村是我老友。一九八四年我头一回参加文学笔会，在烟台的葡萄山上，即与他相识。此后几乎每回到上海，我皆要去看他。他婚后浦东浦西的搬过几回家，我亦都去过，是我在文学界朋友中过从最多的人。一九八五年我与阿城同届获奖，在南京颁完奖后二人又同到沪上玩，住巨鹿路上海作协院子楼上亭子间里。陈来看我们，身上带了好几包烟。而那一晚上，我们三个人聊天竟至通宵。把陈村带来的烟，及我与阿城自己身上的烟悉数抽完，到天亮时低眉一看，恍若激战后的壕堑，狼烟里是子弹壳一般的烟头弃满一地，蔚为壮观。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聊天，因阿城与陈村皆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说起话来喷玑吐珠，妙不可言，令人神往。我记得我言语最少，一直笑笑的，快活得不得了。
因为有个陈村，上海变得很可亲近。而他又教我网上的生活，隔几日便发来些有趣的网址。我的第一台手提电脑，亦是在上海买的，就在徐家汇的“百脑汇”。一有问题，就电话询陈村。他是作家中最会玩电脑的。又经常半夜里在网上同人下围棋。电话里告诉我说，昨晚上那人不要脸，到早上下不赢就跑了。我笑笑说，那岂不是报道敌军宵遁么。
前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笔会，邀了十多位作家，我们到浦东开国际峰会的地方座谈文学。陈村侧身同我耳语道，哪天我们再到“黑三娘”吃他娘的一餐?
那时我除了带年轻的编辑们吃“黑三娘”，亦经常组织他们搞些活动。到“钱柜”唱歌，到“棉花俱乐部”泡吧听爵士，或者找个地方飙卡丁车。还去了周庄同里和苏州。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开心。最重要的是杂志的广告收入节节攀升，发行量亦打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机场及星级宾馆几乎全都看得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记者均给我们来写稿。经济学家何清涟本不给杂志写专栏的，但经我说项，破例为我们开了一年的专栏。以后她便将专栏的文章收入她《我们仍在遥望星空》一书中。我亦常参加上海一些大型媒体的活动，接触到一些相当大的企业。我感到上海是个充满了活力同机会的都会，生机勃勃，日日新鲜，因有世界热钱大规模流入也。
我手下编辑中有上海本邦的，亦有外地在上海读完大学决意留在这座城市里谋发展的。同这幢写字楼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很努力工作，并时时充电学习，时时寻找更好机会。有个叫卢红的女孩是河南人。在外地读完大学只身跑到上海来，她到杂志社应聘时我并不满意她。但她强烈要求我给她一次机会。我见她态度坚决，且很执着，便留她试用。后来她果然干得非常出色。我招的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学新闻或是学中文的。因杂志的内容是财经，故我要求应聘者有专业知识，并强调外语一定要好。他们极是聪明，一般干了一期就上了手，干两期就相当熟练了。有一回我派卢红采访一家德国专做建筑新材料的企业，半个月过去，她不但完成了一篇极好文章，亦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让那位年过半百的德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一位可爱的日耳曼小老头爱上了她。她后来跟他结了婚，并去了欧罗巴。上海便是这样，给年轻人以事业的机会同人生的机会——只要你是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推销自己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