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北京
作者：何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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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地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升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为青年作家，带着以文会友的心情，参加了那次笔会。会议期间去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公的学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即是请他来作的序。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汪先生》，表达了一个后学对于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认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最纯粹的传人。他的文学亦是汉语言表现力的一座当代高峰，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汪先生住蒲黄榆，一栋旧楼里紧巴巴的两居室。据说是北京京剧团的宿舍。汪先生见蒋子丹带我来看他，极是高兴，当场还画了一幅芍药图送我——现在这幅画还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汪先生很善谈，语多幽默，当是率性之人。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一笑，说，写菜谱。原来汪先生亦是一位美食家。他很多散文里写到吃，读来催人欲涎。看的第二个人是钟阿城。且那一晚便是睡在阿城德胜门外的家里，聊天到夜深。他家是北京的老四合院。他家就是一间大平房，外带一间厨房。去的那天碰到了北岛，话很少地坐在那里。有人介绍说我以前也写过诗。他哦了一句，大框边眼镜后的眼瞳里没什么表情。但他只是沉默，并不阴郁。我想这便是诗人的样子。阿城不同，阿城只要打开话匣子，妙语便汩汩流出，又时时惹你喷饭。同阿城聊天是断不会有呵欠产生的。聊天半夜，我们跑出他的院子到街上的公厕撒尿。公厕是灰砖墙，半人高，站着小便亦可探头赏街景。北京的夜胡同真是有老舍笔下的韵味。阿城对我惊呼道：啊呀，这么长一泡啊!我听他聊天，一直就憋着，因我不忍离开他的精彩绝伦。到这一时，真是像陆放翁写的诗：“如巨野受黄河倾。”一泻为快，膀胱得了解放。
又去看故宫，又去爬八达岭，又去摸十三陵前的石狮子同圆明园旧址的断壁残垣。心里是起了浩大的叹息。
那一回回长沙后，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见人便谈起在北京的见闻种种。有点沈从文形容的“呆头呆脑”。开了这个头以后，我便常常去北京了。有时勾留数日，有时住上半年，最长时亦呆过一年。这便有点“营养过剩”了。但现在要我来说北京，我会说，我们离开不了她，但我们也喜欢不了她一虽然她是一个使人“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
我到北京时亦去看过几回史铁生。头一回是我带我老婆一起去的。那时他还没搬到水碓子，还是住在雍和宫旁一个老四合院里。开门的是他父亲，有花白的头发同平淡的笑容。铁生是我景仰的作家。我喜欢他早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同《我与地坛》。一个人的生命同他的文字的关系，是如此血乳交融，读来让人唏嘘感动。经历了生与死的挣扎，却是归于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畏的沉静。修得来的便是真正一颗赤子心。同坐在轮椅上的铁生聊天，可感知他内在的精神力量，和超越一切对生命束缚的达观。铁生笑起来时，脸上竟有生动的孩子气，极富感染力。他后来身体每况愈下，隔两日要做全身血液透析。见人时亦有明显疲惫之形。所以我后来到北京，便不敢轻易去搅扰。最热闹一回是李陀从美国回，同了我和余华朱伟一起去看铁生，又把他邀到一个酒楼包间里吃饭聊天。席间为一个文学观念上的问题，铁生同李陀辩起来，李陀是激情奔涌，铁生则是思路绵密。那一回，我感到铁生有很好的辩才。最重要的，是铁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同原则，并且有捍卫的果决。我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安贞桥附近，离地坛公园不远。有天黄昏时我散步到了公园里，一个人走了一圈。望到暮霭中镀金般的树梢同塔顶，一派壮丽又一派落寞，我便对自己说，这就是史铁生的地坛。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北京小住了半年多。住的是离中国美术馆同三联书店很近的西扬威胡同，一处有假山回廊的院子。我朋友刘波租了这地方，据说签了十年的租约，租金不菲。因传这院子曾是张作霖在北京的两处帅府之一，后又成了辜鸿铭老先生的私宅，而解放后又住过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庭院深深，有一脉气象。早起闻得鸟叫如露滴，还有看门人莳花弄草及扫地声音。北京这样的大院很不少，西扬威胡同左近几处胡同里亦是深藏得有，不显山，不露水，住的不是达官便是贵人。而大院紧邻的是普通百姓的四合院，一静一动，互不相扰，一墙之隔，仿佛是两个世界。我经常一个人跑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画展，或到三联书店去看书。亦有时去看一场小剧场实验话剧。有回看一场戏，发现导演是我一位中学同学。演完了，我站在台下喊他，他扭头见到是我，骂了一句乡骂，说你找得老子好苦!我在那院子里找人借了单车，一个人在附近胡同里穿来穿去，没有目的，只东张西望，我喜欢有些胡同的热闹，亦喜欢有些胡同的安静。春日里有扬尘，又有柳絮，满天空飞，是胡同里的一道别样风景。但你若落下车子，站到某一四合院门前张望，则有老太太老大爷盯你的眼神极警惕，仿佛你是一个贼。
也在那一年，中国文坛走了两位了不起构人物。一是王小波，一是汪曾祺。刘波虽是商场人物，却极爱读书，且判断力亦极好。我住他院子里，有回在他书房看到一本黄封皮的《黄金时代》，顺手要借了去看。刘波说，这个人的书不错，值得一读。我一看作者名字叫王小波。想起在朱伟编的《三联生活》上有他的专栏“晚生丛谈”，文字波俏幽默，思想犀利尖刻，很是喜欢。没料他亦写小说，搬回房间一读，则不能罢手。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后我又读到他在《小说界》上发的《红拂夜奔》，更其觉得精彩。那种上天入地的想象，同汪洋恣肆的挥洒，及那种在经验之外的腾云驾雾，完全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异数。而当时他的那本《黄金时代》印数极少，一般书店根本看不到。我同刘波有回聊起他来，二人因皆欣赏他的才情，便谈到要做他的书。刘波的公司那时已涉足出版业，他便说此人前途无量，要趁他尚未火起来，把他的版权统买下整体包装来出版。又问我认不认识王。我摇头说不认识，但有个人肯定会认识，就是朱伟，因他的杂谈文章是朱伟在他的刊物上推出来的。我遂把朱伟介绍给刘波，三个人又就出版的事谈了二气。朱便去找王。回信说，王因他妻子李银河到英国去了，现一个人躲到京郊一处地方写作，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仅是一只呼机。但朱伟不断呼他，却不见他回机。又隔数日，朱伟跑来，面色异样，道，再也看不到王小波了，他昨天去世了，很突然，是猝死的。朱又说李银河正赶回来，过两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式。我同刘波听了一时惘然。隔了一气，刘对朱伟说我们一同去参加吧。顺便请你介绍认识李银河，还是要商谈版权的事。王小波的死，更坚定刘波要做他的书。那天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八宝山。我是平生第一回参加一个我从未谋过面的人的遗体告别式。但我心里对王小波却是很亲密。见到李银河，显得很苍老，但看上去很有克制力。王小波遗体上覆盖了他的三本书的海报：《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署名是花城文艺出版社。朱伟过来说，他同李银河说了，李说王小波生前把这三本书的版权卖给花城了。花城正赶着在印。刘波听了只摇头，很是惋惜，懊恼迟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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