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与人民同心
作者：程树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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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大作家、文学界的大领导，年高德劭，我们大家却亲切地称他为白羽同志。
谁知他竟突然走了，走得那样匆忙，连一句话也没留。噩耗传来，我们悲恸万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奉调来京，协助白羽同志主持《人民文学》工作，历经十五年，得到他的帮助，受到他的教诲，使我得以挑起这副重担。他的平易近人，他的严肃认真，他的循循善诱，他的高风亮节——崇高的人品和文品，丰厚的学力和学养，深深感染着我、熏陶着我，使我在人生的长途上，走过一段难得的不寻常的里程，令我终生铭感不忘。
我很早就知道白羽同志的大名。在中学课堂上，他的作品是我们的课文；在文学创作中，他是我们憧憬的高峰；在革命工作中，他是我们尊敬的榜样。但是，我过去生活在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一直无缘和他结识。未曾想，在一九五八年那个难忘的春天，我却意外地和他见面了。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在遥远的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员。因为平时喜欢文学，在业余时间也搞点文学创作，在当时当地，有点小成绩和小名气，因此，在那里的文化部门也挂上了号。那个时期，富拉尔基非常红火，是全国重点建设地区，几万建设大军奋战在这里。日日夜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大建设壮丽的图景，吸引了全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前来体验生活。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刘白羽同志，也在火热生活的召唤下，来到了富拉尔基。火红的生活激发了他的灵感，很快地便创作出一篇优美的散文——《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报纸不胫而走，人们争先传阅。我们这些年轻的建设者，立即被作家那火烫的文字深深激动了。就在这个时候，齐齐哈尔市委通知我去市里参加欢迎刘白羽同志的座谈会。与会者都是市里的专业和部分业余作者。我就是在这次会上和白羽同志第一次见面的。会上我们除了聆听白羽同志关于有关文学创作的报告外，还进行了座谈。当市委书记介绍到我这个来自富拉尔基的工厂业余作者时，白羽同志特别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了手，勉励我要特别珍惜现在的火热的生活岗位，写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表示出他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业余作者的厚爱。
生活的安排经常是出人意料的。想不到经过三十多年岁月的沧桑，我竟然和他一起来到《人民文学》的岗位上。这是生活的巧合，也是我的幸运。
当初，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我曾经顾虑自己的水平和资历感觉难以胜任，后来知道有白羽同志作为后盾，我才敢于应承下来；当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同志亲自陪同我去见白羽同志听到他的鼓励后，我才坚定了信心。他对我说，你来自基层，懂得民间疾苦，知道劳动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这是你的优势；党培养了你，你对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你做好工作的基础。我会尽力支持你的!当我说起一九五八年的那次见面时，他格外高兴，笑着说：“看来我们是有缘了。”又说：“你们那个富拉尔基真是个好地方，别把它忘了!”谈到今后如何办好《人民文学》时，他胸有成竹地说：“《人民文学》一定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刊物。因此，一定要团结全国各族各方面老中青作家，艺术上要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成为展现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窗口。”他还形象地比喻：我们发表的作品是主旋律下的星光灿烂。这与后来中央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一脉相承。
一九九O年三月八日，马烽同志亲自送白羽同志和我去人民文学杂志社赴任。在和杂志社全体同志见面后，白羽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的这今讲话显然是早有准备钓，内容高屋建瓴，词语激昂雄阔，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全面阐述了《人民文学》的办刊方针和方向，以及编辑们应该遵循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充分显示了他一贯热情严肃的大家风范。他的这个讲话，形成了我们上任后所编辑的第一期刊物(一九九O年七、八期合刊)的编辑部文章：《九十年代的呼唤》。文章热情号召作家们在伟大的九十年代这个历史时期，投身到中国“四化”建设大业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共命运，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佳作!这篇文章被许多重要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
此后，我便成了白羽同志家里的“常客”。经常向他请示、汇报工作，遇到棘手的难题，直接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以支持和帮助。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个工作岗位很重要，《人民文学》是受读者欢迎、中央关心的刊物，群众把它誉为‘国刊’；我当年主持作协党组工作时，经常专题研究的就是《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问题。一个是用理论引导创作；一个是用作品影响创作——这就是‘导向’。因此，你要珍重组织对你的信任，竭尽全力把刊物办好。暂时要少考虑一些个人的创作。须知，办好《人民文学》也是一种光荣的事业，为此做出牺牲，值得!”他还再三叮嘱我：要告诫编辑部的同志，尽量不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自己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文章，影响不好，也不应该!这件事要从你我做起。他的这些嘱咐，分量很重，而且都是剀切之言，我和编辑部的同志都努力去做了。那些年，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刊物上，把手头上一部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放在一边；并和其他同志相约，除了特殊需要外，均不得在本刊上发表文章，这些要求，一直沿袭至今，大家仍在自觉遵守。
从此，杂志社的工作步入正常轨道，但是，我们并不敢掉以轻心。白羽同志要求我们首先要抓出一批好作品，特别要抓那些贴近现实、反映“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作品。为此，他率先垂范，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例如，大连作家邓刚的短篇小说《虾战》，是一篇“贴近现实、贴近改革”的好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好评如潮。白羽立即亲笔撰写了评论文章，给以高度评价，他写道：“我以渴望的心情读了《虾战》，我以为邓刚创造性的艺术功力，又获得一次新的成功。我为此而庆幸，而高兴。”又说：《虾战》“是贴近现实、贴近改革一个突出的例证。你真正忠于生活，生活便给予你恩惠，它不但提供素材，而且能触发创作的灵感。我们要用战略的眼光，更加热情地热爱生活，深入生活，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贴近现实贴近改革的好作品。”此外，他还亲自约请作家李存葆和王光明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全方位地反映了沂蒙山区新时期以来的巨大变化。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白羽同志以此为契机，扩大刊物的影响。他一方面指示我直接去临沂召开有当地的作者与读者参加的专题座谈会，接着他又在北京亲自召开作品讨论会，两个会都开得很成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九九四年春，《人民文学》又刊发了反映上海宝钢建设的报告文学《宝钢之谜》，第一次向国人揭示了宝钢建设的艰苦历程，受到各界包括冶金部领导的广泛赞扬和好评。为了亲身感受火热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