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长安城闹虎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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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物之啸窜山林,频繁出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虐,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头,百姓遭殃的。
  这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看到,一个个蔫头耷耳,没精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物,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强者,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头。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道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物时,必然会马上想到的。
  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牛,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处,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阳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射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食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七四O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一O一八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
  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公元七七O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
  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
  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很荒唐,很离谱,很骇人听闻,很不可思议。尤其安史之乱以后,首都军民,已如惊弓之鸟,稍有动乱,满城恐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虎大爷,正不疾不徐地,从春明门大摇大摆地进来。
  虽然首善之区的平头百姓,算是小民,可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什么大世面没经过?没见过?身毒国进贡的长颈鹿,波斯国进贡的火狮子,诏南国进贡的郁林象,天竺国进贡的白犀牛,都从这条大街走过,或笼或槛,或骑或驯,总是有人驾驭着,制服着,哪像这头信步而来的老虎,有点市容卫生巡视团,或门前三包检查组的架势,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可把长安市民给“虎”住了。
  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
  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妁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
  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
  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
  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历祖历宗牌位前,打起盹来。
  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
  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
  “四年九月已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引日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
  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著,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
  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
  元载(?一七七七),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
  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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