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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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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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我们发表了陈应松的《太平狗》，本期我们推出罗伟章的《大嫂谣》。
　　对读者朋友来说，《太平狗》和《大嫂谣》所讲述的一切应是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当然知道“农民工”——这个难称准确的名词指代着庞大的人群，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这个庞大的、面目模糊的人群在漂泊。
　　他们是谁?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是几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是中国“世界工厂”之梦的基石；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他们的境遇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几乎所有基本困难——“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等等，“问题”与他们连在一起。
　　而对于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大众来说，“农民工”是一种明确的身份，它划分开了“我们”和“他们”，隔着这道身份的墙，我们的态度矛盾暖昧：在公共话语中，他们被怜悯、被同情，被广泛地打抱不平，但在私人交往的领域，界限依然被敏感地意识到、被保持着。
　　在文学中，你翻翻2005年的文学期刊就会发现，其中到处都有农民工。作家们对这个题材、这个人群怀有特殊的热情，他们眺望、观察、想象、讲述，他们歌哭咏叹，他们似乎在这个题材上重新发现了文学传统的道义力量。
　　——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可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不可忘记、作为一个小说家也不可忘记，那就是，那些农民工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就是说，农民工不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道风景，不是被拉开一定的距离去审视和怜悯的对象，相反的，农民工的所有问题是我们自身问题的一部分。他们中很多人过着艰辛的生活，他们的权利和尊严遭到践踏，对此，文学所能做的绝不是满足知识分子或小市民的怜悯之心，而是让人们看到这些人身上、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那些坚硬的真理，是要站在他们之中，和他们一样体验和想象，决不是站在他们之外流廉价的泪水。
　　只有这样，文学才真正达成它的使命，达成它对我们民族生活的浩瀚和复杂、对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的认识和表现。
　　《太平狗》和《大嫂谣》即是这样的作品，它们都显得粗粝，它们大概也不可能更精致，重要的是，它们在里边而不是在外边，都有血、有温度、有汗味，有来自人民生活最深处的悲欣与疼痛。
　　于是，在一刻，“他们”是“我们”，“我们”是“他们”，“他们”不再是“问题”，而是我们的心跳和血液的流动。
　　——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