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胡椒八百石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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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草》，胡椒，味辛性热，具有温中下气，和胃止呕，消痰解毒等功效，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香料。但如今，多作为调味品，出现在餐桌上。它的香料和药材的作用，倒不怎么被人重视。犹如一位作家，不作文，只作秀，久而久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秀，而记不住他的文一样。
不过，胡椒用来调味的效果奇佳，立刻就能起到食指大动，胃口大开之功。中西餐对于这种香料的使用，稍有差异。中国通常用白胡椒，外国一般用黑胡椒。胡椒分白黑，我原以为是树种有所不同。后来，到过海南一趟，才弄清楚，白的和黑的胡椒，其实都长在一棵树上。不过一个先采摘，一个后采摘，一个不去皮，一个去了皮的区别而已。
现在，胡椒不算什么罕见之物，但是，在唐朝，却是个珍贵物儿。因为中国本土不产，要从很远的外国运来，故而价格不菲。但唐朝人喜食胡椒，为历朝少见，餐餐顿顿，不可一日无此君。为什么对胡椒如此情有独钟，我也讶异，后来仔细寻思，恐怕与豫晋陕甘地区，自中古以来，渐以胡食为主的餐饮方式，大有关系。没有胡椒，压不住牛羊肉的腥膻之气；没有胡椒，盖不住驴马肉的草骚之味；没有胡椒，也刺激不动肠胃，产生大量胃液，去消化那些“馎饦”、“铧罗”、“焦槌”、“婿脯”、“不托”之类的唐代面食。
所以我们在唐诗里，屡屡读到那时的长安城里，遍布胡人的食肆和酒家，其数量当比今日北京市里的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礼拜五所有洋吃喝加在一起，还要多。唐人孟《本事诗》，讲了一则故事：“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这对棒打鸳鸯的深情难忘，自是动人。但胡饼店竟开设到了王爷府邸的隔壁，也说明当时，无论贵如亲王，无论贫若草民，他们的饮食风尚，都相当程度胡化，胡椒这种少不了的调味品，自然也就随之时行。
每逢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诗人总是最先感受和最先接受新鲜事物的一族。初到长安的陈子昂，本吃惯了川菜的那张嘴，很快崇尚胡人饮食，成为酒家胡和胡饼店的常客。我不知道胡椒的刺激，对这个四川人的诗兴，起到多大作用?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强刺激，像呛人胡椒那样，竟将初唐诗坛震惊得个七荤八素，口鼻冒烟。
他的诗，张扬磅礴，慷慨苍凉。纠正梁陈绮丽颓靡之风，一扫南朝铅粉浮华之气。那继往开来的诗风，高蹈崇实的精神，马上成为非主流，反潮流，以及不入流，也包括下三流的诗人们，一致拥戴的领军者。
因此，他的身边，总围着一批作品写得很差，胃口却奇好的同行，一批文章不见精彩，却吃嘛嘛香的文友。如今文坛不也如此吗?你就看那些评论家屁颠屁颠跟在人后边，等着拿红包的嬉皮涎脸，也就了然。陈子昂虽然有钱，但不派利是，只是打发小僮到市面上，背回一沓沓胡饼，裹以一坨坨熟肉，淋上一杓杓浓卤，撒之一把把胡椒，佐以一锅锅杂碎汤，吃得那些发达的，不发达的诗人，成才的，不成才的评论家，要脸的，不要脸的文坛混子，大快朵颐，求个不亦快哉，也就轰出门去，倒头睡觉。
我猜测，当下颇流行的西安的“肉夹馍”，天津的“煎饼”，北京的“灌肠”、“卤煮火烧”，没准还保留着一点唐代余韵呢!而陈子昂和他的那些吃货们，一个个舌麻若木，汗下如雨，热血沸腾，胡说八道，都是胡椒的辣素折腾的。看到这些人既痛苦，又快乐，既遭罪，又欢畅的德行，你对唐朝人的风流，浪漫，豁达，大度，不能不感慨，不能不佩服。他们为了这一份口腹享受，为了得到又辣又香的刺激，敢万里迢迢，跑到原产地去购买这种中国没有的调味品。当时的全世界，只有地处热带的天竺国或身毒国，出产这种香料。那里也正是《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们要去取经的所在。
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朝奉行了真正的拿来主义。物质上的东西，我要，譬如胡椒；精神上的东西，我也要，譬如佛经。看来，唐朝人不怎么怕被人“西化”，可能对自己能够“化西”的力量，充满信心。果然，佛经被唐三藏背回来了，曾不几时，加之以黄老，益之以禅宗，变成中国式的佛教；胡椒被骆驼队驮回来了，压成粉末状，变成餐桌上的调味品。南北朝至隋三百年间，那些策马扬鞭，铁蹄践踏整个北中国的匈奴、鲜卑、突厥、羯、氐、羌等民族，何其猖獗，何其嚣张，可有唐一代，这些边外游牧民族，全都融于农耕社会的华夏文明之中。
归根结底，到底你化了我，还是我化了你，必须把眼光放远些，才能得出答案。
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其消化能力必强。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一个体衰力薄的人，其肠胃功能必弱。人如此，国亦如此，民族更如此。唐朝人的胃口，似乎连铁钉子铁蒺藜，也会给消解吸收掉的。所以，无论什么外来事物，统统敢于问津。不挑拣，不排斥，不预设界限，不约法三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多吃，什么最好少吃，唐朝人不讲这一套，通吃。相信自己的五脏六腑，会选择，相信自己的臣民百姓，识好歹，有用有益的留下，无用无益的扬弃。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不强何待?
我们知道，胡椒是明代以后，方在中国南方种植。李时珍在《本草》中说：“今南番诸国及交趾、滇南、海南诸地皆有之。”在唐朝，胡椒的来处可相当遥远。据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这个地方，应该在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新、旧两《唐书》均载：“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那里到唐朝的首都长安，从地图上看，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证明《酉阳杂俎》，所言非虚。现在回想中世纪，驮着一篓一篓胡椒的骆驼商队，穿过戈壁、沙漠，翻越雪山、高原，该是一个怎样艰苦卓绝的场面。
唐朝人到西天取经，到天竺贩胡椒，证明了两点，第一，唐全盛时期，具有能做任何事情的强大经济实力。正是整个社会富庶，百姓安康，才产生这种消费欲望，才不远万里去求取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第二，唐全盘时期，具有做成任何事情的坚定信念，尽管知道印度离中国实在太远，尽管知道翻过喜马拉雅山，非同小可。但唐僧师徒，历经艰难险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底达到目的，到底取得经归。为了嘴巴痛快，舌头痛快，肠胃痛快，不惜功本，大费周章，到底将胡椒弄回来，到底成为佐餐佳品，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大唐帝国的臣民行得出来。
相比之下，嗣后来元明清，就小家子气了。也许被番邦吓破胆，尤其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后，凡外来事物，无不视为洪水猛兽，躲之不迭，逃之不及。一朝比一朝畏缩，一代比一代禁忌，恨不能把脑袋缩到裤裆里，再找不到大唐帝国那非凡的风范了。
别的不说，对于胡椒的计量，唐人口气之大，以“石”为单位，后人口气之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