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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铭竹:从两本书读一个诗人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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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要说的诗人,名叫汪铭竹。我案头是他一生留下的两本诗集:其一《自画像》,收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以及一九三七这三个年度的三十四首诗;其二《纪德与蝶》,收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这四年间的三十四首诗。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才知有汪铭竹,才知道他是南京人,生于一九○五年,二○○五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于一九三一年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南京的中华中学、安徽中学教书。他从学生时代就写诗,一九三四年首先倡议组织“土星笔会”,同年并创办定期刊物《诗帆》,经常有诗作发表,坚持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停刊。同年十一月,日军逼近南京,铭竹举家逃亡。
  
  《自画像》
  
  《自画像》一集所收,就是在这之前的作品。诗人魏荒弩《隔海的思忆》一文中,提到汪铭竹曾因崇拜鲁迅而遭逮捕,不知是否发生在一九三六年,我是从诗集中一九三六年无诗猜想的。在他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的诗中,还看不出鲁迅对他的影响。他年龄虽属于柔石、殷夫(白莽)那一代,但不具左翼的色彩,属于书斋中人。人的审美与思想倾向有关,但未必是立竿见影那样的直接。而一个人们认为是李金发一路的象征派诗人,却因崇拜鲁迅而坐牢,一方面可见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严,一方面亦可见鲁迅文字和人格的感召力之强了。
  汪铭竹算不算是李金发一派,我说不清。他早期诗有些喜用文言词汇(介词尤多用“之”字,这是李金发的特点之一)倒是真的。不过李金发文白夹杂往往给人不通之感,汪则不然,他的用词、用典都无可挑剔。他的语感,似更近于废名,然而废名的诗,读来机杼自然,进一步又无从把握,真的像羚羊挂角,那就是禅意了吧。汪铭竹的诗,虽也空灵,却还有意境可寻,时见神来之笔,也不是不明指向。
  比如他写书斋生活的《秋之雨日》,与其说像李金发,还不如说像戴望舒(这样的说法并不贴切,是从读后的感受比附,汪和戴之间有什么渊源,需另外研究):
  秋天是曳着林檎味的:/落雨的日子/也是篇读不完的小品。//瓦楞上,无休歇泼着银白的/柔光,于我是无怨尤的:/只惮惧渍湿了蟋蟀之小居。//焚有檀支香息的书斋,/我将禁足其中,寄遐想于/从破屋顶沥下之雨滴。//如孀女素穆的天,我也将/以橙黄色之笔触,疏朗地/给写上三两行诗句。//秋天是有着澹谧的心的,/而落雨天更是篇读不完的小品:/那是属于东方人之灵魂的。
  这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的情趣,虽在“五四”以后,介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即使欧风美雨浸润的自由派文人乃至左翼文人,也往往带着这样的痕迹,尽管他们受到来自西方的包括马列主义等思潮的左右,但他们一时洗不净旧文化旧诗词的长期熏陶。引为书名的《自画像》一诗,就呈现了诗人身上的矛盾
  在我纠蟠的发上,我将缢死七个灵魂;/而我之心底,是湍洄着万古愁的。//居室之案头.将蹲踞一头黑猫——爱仑坡/所心醉的;它眯起曼泽之眸子,为我挑选韵脚。//将以一只黑蝙蝠为诗叶之纸镇:墨水盂中/储有屠龙的血,是为签押于撒旦底圣书上用的。//闭紧了嘴,我能沉默五百年:/像无人居废院之山门,不溜进一点风。//但有时一千句话语并作一句说,冲脱出/齿舌,如火如飙风如活火山喷射之熔石。//站在生死之门限上,我紧握自己生命/于掌心,誓以之为织我唯一梦之经纬。//于愚昧的肉食者群中,能曳尾泥途吗:/我终将如南非之长颈鹿,扬首天边外。//世人呀,如午夜穿松原十里即飞逝之列车矫影,/位在你们的灵殿上,我将永远是一座司芬克司,永远地。
  这幅自画像堪称十分准确地包容了诗人生命的基本素质,甚至如预言近乎谶语。肖像画妙在“毫发”毕现。汪铭竹不止一次写到头发,在扬州瘦西湖《风铃》诗中,就写过“风铃上系住累万的幽魂;/刮风日,好一片萧萧声。/我欲驻足费思量,以发丝/将其——穿起”。而在这里,诗人是要在他的头发间“缢死七个灵魂”了;七个灵魂云云如不是西方典故,则或指“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情,然而要缢死七情,心如古井亦难,他心底湍流有“万古愁”,这不仅为李白所专有(“与尔同销万古愁”),而是两千年来传统读书人更是诗人们拂之不去的感情负累与终极关怀。从爱仑坡和黑猫、黑蝙蝠、撒旦等意象,容易联想到李金发,但我们从案头的镇纸、“屠龙的血”,却又在诗人背后看到“诗鬼”李贺的身影。李贺的郁郁中深涵着一种精神的叛离,汪铭竹同样鄙视“肉食者”,要如长颈鹿“扬首天边外”,显示了知识分子不甘臣服于肉食者的孤高。因此,他说“闭紧了嘴,我能沉默五百年”,“但有时一千句话语并作一句说”,闻一多有过那说出来就是“祸”、可又是“火”的一句话,可汪铭竹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站在生死之门限上,我紧握自己生命/于掌心,誓以之为织我唯一梦之经纬”,这使人想起鲁迅的《野草》,但他以生命织的梦又是什么?也许真成了世人心目中的一个“司芬克司”之谜——汪铭竹于一九四八年去台湾,直至一九八九年逝世,四十年间,“潜心文史哲与艺术,涉猎之广,评述之精,收藏之丰,为友朋中所仅见,外界少有知者”。不仅此也,诗人“来台四十年,不曾著一字,珍惜学问如此”(王士仪为《纪德与蝶》所作跋);甚至有与诗人相交数十年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和我提到过他写诗与出过诗集的事”(于还素为《纪德与蝶》所作再版序)——他真的“闭紧了嘴”,沉默四十年,虽不及“沉默五百年”之数,在他,却也是终天无语了。他这四十年的心迹,难道不是一个谜?
  汪铭竹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的诗里,有些通感纤稂的意象,比早年“画梦”的何其芳更其尖新:
  一张蓝天,愿溺死其中,不眨一次眼。/我心中底柳枝,已绽裂绿痕了。//血液中,奔腾着雪崩后的山洪;金色/日头,浓郁如波斯贩密售之媚药。//下午三时的道上,蝶之行军;/行人踩着梦,街之树则一阵阵哄笑。(《春光好》)
  初恋味;刚浸在胰子汁中/的手,握着一尾青灰色的鳗鱼。//仿佛十五根骨茎的扇面,一息展开,/一息又折起;恋情之红色泛于颊上。//怯生生的,山羚羊底眼:不敢/多看一忽儿,怕惹起一串心跳。//吹五个晕圆的烟圈,到她底发林里:/则是对灵魂上之古歌的叫绝。(《初恋味》)(邵按:首句中的“胰子”指一种土制的肥皂,今之肥皂初入市场时,人们名之日“洋胰子”。恐年轻人已不知,特为注出。)
  汪铭竹还有些小诗写城市生活,写女性身体涉及性的暗示,如《乳》、《手》、《手提包》、《三月风》等,在当时也是对旧礼教的挑战,不过笔下有节制,且尽量寻求美感,与时下一些浓盐赤酱之作大异其趣。
  当年的汪诗却不仅如上述写青春的脉动,迷惘与闲愁,也有像《人形之哀》这样的理性反省:
  我之心已成群鼠之巢穴;/将任其跳梁,无呵责之勇气。//空着手,藏自己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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