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世界(中篇小说)

作者:朱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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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丁的事,那就要从二十年前说起了。那一年他九岁,学生花名册上的记录是“张宝良”。因为一场大病,张宝良比一般的孩子要晚两年上学。他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母亲带着他去学校报名时,一个长着鹰钩鼻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圆珠笔,一上一下地翻动着。
  “你叫什么名字?”
  “张宝良。宝贝的宝,善良的良。”九岁的张宝良回答得相当沉着。
  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张宝良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张宝良坐机关的父亲,那个每天老实巴交、胳膊底下夹了黑色人造革公文包上班的父亲,竟然在一位女同事家里被人当场捉了奸。另一件事更加离奇。一位长着真正标准鹰钩鼻的西方人(当时在马路上还极为少见),他在老饭店喝着花雕、品尝着清炒虾仁和太湖白鱼时,突然爱上了张宝良的母亲——一个细眉毛细眼睛、一说话就脸红的江南女子。那天,张宝良的母亲穿着朴素的花布衣服,脑后挽了个低低的发髻。在发髻的最深处,还偷偷塞着一小枝桂花。
  她是店里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并且早已过了三十……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这可是人老珠黄的典型标志。
  这两件事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在一天下午,当张宝良的母亲正忐忑不安地陷入幽思时,传来了有节律的敲门声。
  一位黑黑瘦瘦的女人站在门口,她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一只棕色公文包。她的头发看上去有些稀薄,分别从两边拢在耳后,突出着一张阔大呆板的脸。她自我介绍说:“我是你爱人单位的。”然后便昂首阔步地进了门。
  张宝良父亲的事到底还是惊动了组织——女人是单位妇女委员会的,她满脸严肃地坐下来,顺便看了看张宝良家四周的摆设。
  一张吃饭用的方桌,旁边围了四把木头靠椅。安了纱窗的碗橱门漏着一条缝,隐约能看见一条吃了一半的鱼。里屋的卧室门开着,从妇女干部坐着的这个角度,能看见五斗橱,书架,老式的写字台(上面放了盆“六月雪”盆景),一台九英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以及一张大床的一半……妇女干部的眼光在那张床上停留了不短的时间,然后她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你和老张——你们平时感情怎么样?”
  张宝良的母亲立刻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不过她眼前蹦出来的是那只标准的鹰钩鼻子。她的脸红了一下,心里怦怦直跳。
  “没关系,组织上只是来了解一些情况。”妇女干部把左腿重重地压在右腿上,长长地充满惋惜地叹了口气。
  “还……挺好的。”张宝良的母亲低着头,声音像两只秋后的蚊子在打架。
  “那可就是老张的不对了。”妇女干部腾出一只手,来回按摩着自己的膝盖。突然,这只手停顿了下来,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了一下,“不过,就算感情不好,这事也是老张的不对!”
  或许,是张宝良父亲的风流韵事,以及妇女干部客观意义上的添油加醋,它们最终刺激了这位看似娇弱的江南女人。就在谈话过后的第三天,张宝良的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和丈夫离婚,带着张宝良改嫁给为了她一直滞留此地的鹰钩鼻子。
  就在办手续的前一天,那个黑黑瘦瘦的妇女干部又来找过她一次。张宝良的母亲正在单位休息室坐着,一眼就看见她慌慌张张地扑进来。
  “你要和老张离婚?”
  张宝良母亲点点头。
  “你真要和老张离婚?你可是个有孩子的人啊!”妇女干部瞪大了眼睛,满脸掩饰不住的惊讶与愕然。
  “以后孩子跟我。”
  “跟你?跟你——那也不对呀,即便老张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也应该看在孩子的分上啊……”妇女干部几乎尖叫起来。
  几个月以后,妇女干部忧虑担心的那个男孩——张宝良,穿了一身新买的、略显宽大的衣服和鞋子,一脸迷茫地跟着母亲上了飞机。他从走上舷梯的那一刻开始就在哭。鼻子不断抽动着,两只手把眼睛都揉红了。停机坪可真大呀,远处的跑道可真长呀,草地一眼望不到头,风吹得刷刷地响……冬天的风吹起了男孩张宝良的新衣服、新裤子,吹起了他乌黑柔软的头发。风把男孩张宝良直接刮进了亮着灯的机舱。在飞机远渡重洋的十几个小时里,有一次,张宝良迷迷糊糊地哭着从梦中醒来。一扭头,他突然看到了窗外泛着金光的厚厚的云层。
  “这是什么呀?”男孩好奇地问。
  “是云。”母亲小声地说。
  “我们这是在哪里呀?”男孩把脸贴到了玻璃窗上。
  “我也不知道,大概……已经离开中国了吧。”母亲红着脸回答道。
  张宝良没有想到,他再次回国,竟然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那时,他已经是个二十九岁的大小伙子:黑头发,黄皮肤,说着一口流利的、带有熟练俚语和方言气息的外国话。这二十年里,张宝良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在国外定居的第二年,鹰钩鼻子就和母亲分开了,就像当初他莫名其妙地爱上她一样。张宝良的母亲经不起这个打击,大病一场,竟然有些后悔当初没听那位妇女干部的劝告。等到病好以后,她觉得没脸回国,但又得带着张宝良生活下去,就匆匆忙忙地嫁给了当地唐人街中国菜馆的一个麻脸厨师——他比她大十三岁,上个月刚死了老婆。她的这个第三次婚姻终于勉强维持了下来。
  张宝良天性是个聪明的孩子,再加上母亲从自己惨痛的经历出发,愈发把儿子看作自己生活中全部的希望,所以这二十年来,张宝良接受了相当不错的西方教育。张宝良的中文教育是在当地的中文学校完成的,程度并不很高。但张宝良的母亲对他要求很严,她甚至亲自监督他的一些课程。她渐渐发现,张宝良对文学和艺术尤其感兴趣,他先是迷恋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后来有一天,她看到他站在窗前,正大声地念着一首唐诗: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
  寒梅著花未?
  总的来说,张宝良的青少年时代没让母亲操过太多心,他没有沾染上什么恶习,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放荡。因为母亲和麻脸厨师很早就分床睡了,加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母子之间从来就忌讳颇深,所以张宝良关于性的启蒙倒是个不大不小的谜团。但是很显然,他也并不沉迷于此。
  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张宝良的母亲基本上是心里有数的:他心地善良,纯洁,诚实,但有时她也发现他有些“一根筋”。有一次张宝良去中国餐馆找母亲,却意外地看见,麻脸厨师正在厨房里捏一个女招待的屁股。他大叫一声,冲上去狠狠地推了麻脸厨师一把。
  张宝良胸口剧烈起伏着,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牵牵嘴角,从鼻孔里轻轻地哼了一声。
  “这是大人的事,你不要管。”她伸出手,放在他柔软、浓密的黑头发上。
  “可是……可是他背叛了你!”张宝良瞪圆了眼睛,气急败坏地说。
  “你还小,有些事情,你还不懂。”
  “但是……他不能背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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