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溪流潺潺，文井深深
作者：袁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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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八宝山向文井同志遗体告别那天，我本来想好一幅挽联，打算在礼堂外请人写了挂上，到那里一看，已经悬挂了好多幅，尤其是屠岸同志写的三幅，完全能代表我们许多人的心情，加以一时又找不到人写，这幅挽联就带了回来，其实只有两句：
溪流潺潺润新圆
文井深深育后人
这两句简单浅显的话里，寄托了我对这位前辈的崇敬和景仰。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我还是个中学生，从杭州避难到上海“孤岛”，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其中就有散文集《山寺暮》，从此记住严文井的名字。但是直到五十年代前期，才有机会结识这位文坛前辈。那时，他刚从中央宣传部机关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也从上海调来北京。我作为《人民日报》一名文艺编辑，又作为一个学习儿童文学写作的业余作者，参加儿童文学组的一些会议，工作地点也在北京东城区，与作协相距不远，所以常到东总布胡同22号去，同作协党组负责人同时又是儿童文学组负责人的严文井同志就渐渐熟识了。
现在我依然亲切有味地回忆五十年前那一段美好的时光：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淡淡地投入有点古色古香的作协会议室，十一二位与会者环坐在一圈沙发上，娓娓交谈。冰心同志住在西郊民族学院，每次都从西直门换两次公交车准时赶到；张天翼同志虽然住在22号后院小楼上，却常常因健康欠佳早退：儿童文学组活动大都由严文井和金近两位主持。我们几个后辈在他们面前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我记忆中，讨论儿童文学本身倒不多，好几次是谈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中的种种问题。共青团中央少年部负责同志应邀来介绍他们在北京和上海调查儿童读物贫乏和混乱的情况，急切呼吁作协能关注儿童读物不能满足小读者要求的状况。冰心、天翼、文井等老作家都极为关心这个大问题。文井同志还为作协主持起草一份决定，要求每一位会员作家必须为少年儿童写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有一次他针对许多作家对儿童文学不重视的状况，神色严肃地说：“这不是小儿科，是关系民族前途的大事!”此言一出，会议室里有两三分钟的沉默，大家都在品味这句话的重量。
文井同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时候就开始创作童话。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我们相信未来的孩子们肯定要比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幸福；我们现在的斗争和工作正是为着未来的孩子们，并为此感到自豪。”他用童话的形式记下他的幻想和爱憎，写下最早的《南南和胡子伯伯》。他的童话作品，有精巧的构思和深睿的寓意，题目也都不一般：从一九四九年写的《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一九五一年发表《蚯蚓和蜜蜂的故事》，到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三只骄傲的小猫》、一九五七年的《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小溪流的歌》等等，一下子就把小读者吸引，有滋有味地跟着作者的笔走到作品人物身边，感受喜怒哀乐，辨清美丑是非，也学会思考如何做人，如何认识世界，走向未来。如同作家说的：“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要变，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事情将要发生。”正因为如此，他的童话寓言就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小溪流潺潺地流淌，一路轻轻地歌唱，浇灌着、滋润着一片又一片新的苗圃，孕育着新的生命。“巨大的海洋唱着小小的溪流的歌：‘永远不休息，永远不休息!’小溪流的歌就是这样无尽无止，他的歌是永远唱不完的。”(《小溪流的歌》)
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文井同志担负作协党组副书记重任，工作和心理的负担可以想见。他当然不能回避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战战兢兢，努力执行。但他更以纯真的人品和深刻的思想给同辈人作出表率。我列席过那些年作协的几次政治运动的集会，气氛热烈，火药味很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到处都一样，而且不得不如此。发言者有的是随波逐流，有的是言不由衷，也有的是别有用意，今天回想起来，自然也可以付诸一笑。然而我记不起文井同志有过疾言厉色的发言，或者对被批判者有过戟指斥责。他未必都赞同这些“批判”，未必真认为那些他的熟悉的人果真要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但他处在那个位子上，不紧跟执行又能怎么样呢?我看到他常是默默地坐着，冷静地注视热度不断升高的会场，散会时也是默默地退场，看得出是强压住内心的波澜。
六十年代中，那场黑色的恶风兴起，三年大乱之后，中央机关的干部都被送往“五七干校”。一九六九年夏季某一天，我正在王府大街作协附近的电车站，忽然遇到文井同志和侯金镜、李季、张僖三位从作协机关走过来，大约去灯市西口乘8路电车回住处。四位一律短衣裤，每人挟着两只麻袋，劫难中不期而遇，且喜都还无恙，互相注视，会心一笑。电车站上不便多谈，何况又是在作协门口，一不留神，就会祸从口出。文井同志告我：“明天就去五七干校了。”我问去何处，他说湖北咸宁，离长江不远，古云梦泽。我说：“你可是回老家了。”他笑笑，问我近况如何，我说几天后也要去干校，是郊区房山县。文井同志点点头：“哪儿都一样。”匆匆握别，连“珍重”都不便说，谁也不知何时能再见，何时才能走出那黯然的岁月，但文井同志却仍是一脸的沉静坚毅，他亲历过延安整风以来的多次风雨，不像我们那样惶惶。
一九七三年他奉命回来主持按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着手整理被林彪、江青一伙摧残破坏得如同瓦砾场的出版事业。他带领一批有心人披荆斩棘，力争在荒芜的文化园地出几本可以看的书，那时即便重印几本史籍，也如雪中送炭，王府井新华书店就会出现排队争购的现象。艰难辛苦自不必说，还要应付来自上下左右的明枪冷箭。那几年见面不多，我只从其他同志处听到他的处境，为他在泥泞中奋战深感敬佩。
“文革”结束后，他没有回作协工作，却不时读到散文新作，思想深沉，意境隽永，更能体现他不慕荣华、淡泊名位的品德。隐居东郊普通的单元宿舍，过着清淡的日子；闭门读书，静观世态，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去，对某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丑行不屑一顾，甚至在交谈中都不愿提起。而对登门造访或者远道来信的青年朋友却热情相待，寄予厚望，如同他对未来总是充满了乐观。有一次我劝他：“你吃得太简单了，也要注意点营养。”他淡淡一笑：“简单点好，营养足够了。”似乎比起战争年代，每顿午饭有一只鸡蛋、一根黄瓜已经很不错了。
近日读《文汇读书周报》上他一九九七年八月的旧文，题为《我欠的债》。据文井同志的女公子严欣久女士介绍，此文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原题为《心债》)，在内地是首次同读者见面。作此文时，文井同志已八十四岁高龄，但他记着多年来对亲人、对朋友要还的债，特别是对早已故去的夫人李叔华同志的债。文章只有五百宇．却使人心中怦然，几乎泪下。李叔华同志．我五十多年前在东总布胡同46号他们住处见过几次，依稀记得她端庄秀丽的音容，文井同志如今可以去偿还心债了。
遗体告别礼堂门口，横幅上五个大字：“你仍在路上”，是从他晚年一篇散文题目套来的。是的，他仍在路上，他永远在行进。“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我也不会失落，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我仍在路上》)文井文井，是口深邃的、永不干涸的井，长久地哺育和启迪着后来人。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