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地母
作者：江少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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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但就是为了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曾二爷不惜和自己的亲侄子公开叫骂。曾二爷说，这地老子都种五六年了，现在说给你就给你?混蛋嘛!
村里出面调解了，但无济于事。左邻右舍也说尽了好话，曾二爷同样寸步不让。
这样的无结果，最后常常只有诉诸媒体。曾二爷的固执溢于言表，即便是面对我们的摄像机，老人也是振振有辞毫不怯场。村子里的青壮早些年都出去打工了，曾二爷的侄子也远赴江浙，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侄子的这块地就丢给了曾二爷，当时，双方还签了一份协议，将土地无偿地送给曾二爷耕种，期限是十年。但现如今，侄子反悔了，想重新要回这块土地。双方的争执由此而起。
曾二爷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不管侄子答应不答应，这地也得由自己耕种到第十年。理由是当初双方签订的协议，而二爷家的侄子也是寸步不让，说自己愿意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每年再额外地付给曾二爷两百斤大米。按说这样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但曾二爷还是不乐意。曾二爷侍弄了一辈子的泥疙瘩，一天不下地，浑身就不自在。“这块地一般人真种不出来，就跟人一样，我已经摸熟了它的脾气，”曾二爷说着说着就泫然落泪，我们就在他的身旁，但老人全无羞涩毫不顾忌。曾二爷说，他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流过眼泪，那个人，就是他离世不久的母亲。说话间，曾二爷就蹲在了地上，手里捏着一块初春的土疙瘩。那样子，仿佛那不是泥土，而是母亲的脸庞和双手。
我蹲在老人的身边，他的眼泪，仿佛是针，稳而准地扎在我的心上。我猛然间就懂得了乡下的双亲，何以一直不愿意住在城里，而是坚守于遥远的乡下。我的双亲已年逾古稀，和曾二爷差不多年纪。这些年来，虽然家里的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但双亲还是不肯舍弃那座陈年的老屋，还是不肯舍弃那几亩已然贫瘠的土地。甚至。在二哥最后一个离开那块土地在城里安家落户时，父亲还做起了手脚，就为了能够保住二哥名下的那一亩三分地。父亲电话告知我这个消息时，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气。父亲试图让我找找在镇里当副书记的同学，只要他一句话，父亲说，这地就还能是我的。我当然没有向同学开口，就是我开了口，同学也是不可能网开一面的。这两年，要求回乡务农的人，每个村都有。每个村都有人在为这种事怄气。隔壁村子的来宝为了要回自己的土地，甚至和姻亲大打出手，还把床铺搬到了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农民兄弟的过激之举得到了村委会最小程度的警戒和最大限度的理解，毕竟，其间透露出的信息，让一度濒临瘫痪的基层组织重新找回了信心和勇气。
曾二爷所在的村委会同样如此，村书记说，现在还真不怕农民找他们的麻烦，现在的麻烦十有八九是为了土地。以前白送都没人要的土地，现在成了“香饽饽”，最欣慰的除了一直就没准备离开土地的老农，就是那些村主任和村书记。和一个老弱病残把守的村子相比，村里的主任和书记们当然更希望看到，古老的土地能在年轻人的手里焕发出新生的活力。
一群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围向我们的采访车。他们都是曾经抛下土地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然而现如今，土地仿佛母亲的手，把这些曾经不愿务农的人，一个个都召回了这块生养了他们的土地。一个年轻人为此给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现在没了“三提五统”，一亩地如果一年种两季，净收入大约是以前的三到四倍，如果种经济作物的话(比如草莓、苹果和葡萄)。估计十倍都不止。而外出务工，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数字。他并没有说自己打工一年的确切收入，而是用了“大概”、“估计”、“差不多”这样含糊的字眼。我知道，年轻人向来都需要点面子。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对大多数民工们来说，也一直就很无奈。只是，许多年轻人在“衣锦还乡”时，很少会提起那些令他们失望和伤感的往事。
去年初冬，在我居住的小区后面，打拼着许多农民工，他们不懂技术活，大多是在抬钢筋，筛黄沙，拎泥桶。晚归的时候，我时常看见他们三三两两地蹴在脚手架下面，啃一些生冷的馒头，愁苦的面容像起落的蝙蝠，无声地出没于一个个黄昏。但在今年的一幅照片上，我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年轻的农民工手里捉着几个大馒头。身上白白的(石灰水的斑迹)，嘴里白白的(馒头的碎末)，笑得非常开心(像是他的幸福正从天而降)。他的开心让我无比心酸，我不知道他那一刻的开心，究竟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容，我总觉得他的笑容与某些统计报表上的数字极其类似，难以让人彻底相信。
还是小区后面的那个工地，临近春节的时候，包工头忽然玩起了他们喜欢玩的“失踪”。四十六位农民工整天蹲在工地上，苦苦地守望包工头的身影。他们中的许多人，拼死拼活地干了三四个月，眼见春节了，同乡同族的包工头却撇下了他们。
我所在的电视台和当地的其他几家新闻媒体都编发了这条新闻。同事回来告诉我，农民一见记者去采访，恨不得跪下来，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媒体，巴望着曝光之后，有关部门能够出面干预，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我身在媒体，我知道。对地方媒体的寄托，常常是一场空。
现在，围在我身边的就是决定重拾土地的从前的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大同小异的经历，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工钱能够全部结清。工头们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他们，因为民工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知道签劳动合同，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让他们立即走人。他们找过施工单位，找过劳动部门。最后似乎还是只有媒体才可以帮助他们。而现在的媒体也乐意给予弱势群体这样的帮助，这样的帮助既符合媒体的职业道德，同时也为诸多媒体赢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民工们，最后真正能够得到帮助的，常常寥寥无几。
说到最后，他们告诉我的还是现如今耕作的效益和意义。其实我知道，那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依然存在。天灾人祸依然会让农民白费力气。农业人口的医疗和养老依然是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对土地的回归，一半是觉醒，一半是无奈。
在城里，民工们总是弱势，而一旦还乡，他们则成了真正的主人。土地让他们觉着踏实，而踏实，或许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几乎就意味着一切。
这种踏实感和归属感，在曾二爷的身上一眼就能看清。自始至终，曾二爷一直蹲在地上，手里还捏着那块土疙瘩。仿佛，他一离开，这土地就再也不属于他。
曾二爷的侄子也是那种倔犟的性子。他的倔犟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厚实的土地。他显然比二爷多见了一些世面，说起如今做地的种种好处来，一五一十，头头是道。他还当着我们的面。当着二爷的面，说实在不行，他只有去县里上告。这句话仿佛一把小火苗，一下子就把曾二爷的怒火燃得老高。
“你去告吧，你个小狗日的!老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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