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第一位病人
作者：讴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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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人来说，医学院的解剖室一定是个充满了神秘的去处。在对那个神秘空间的想象里，一定还交织着他们期待接近真相的渴望、对人体的好奇，另外加上诸多对尸体联想的恐惧。这心情，大概应该和那些恐怖片爱好者的心底暗流，如出一辙。
至今，仍会有人向我打听关于学解剖的事，第一句总是：“你第一次见尸体时，怕不怕?”在他们询问的表情中，总是交织着一丝渴望、一丝好奇，还加一些恐惧。他们总希望我能说得详细一点，说得生动一点，满足他们对一部恐怖片的全面需求。
作为一个学过八年医的人，虽然离开医学院后的生活轨迹已截然不同，但在“你怕不怕”的问题里，总会回忆起自己医学生时的解剖生活。这段独特经历，持续了整整半年。而那年，我二十岁，除了是个医学生之外，还谈着恋爱。
“你怕不怕?”这问题，在上解剖课之前我也问过自己。当时，我并不太信自己在面对尸体时会有多坚强。但说来也许没人信，等后来，真正钻进位于东单三条那座文物建筑的解剖室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烟消云散。
二十岁的那年夏天，开学前几天，我半忐忑、半好奇地去问师姐：“解剖课，你怕不怕?”师姐没回答，很酷地从满满的书架上抽出来一本解剖图谱，给我看，说：“就是上面画的这些事儿，大卸八块，事无巨细，你得全弄明白了。”这本解剖图谱，看上去长着一副科学、严谨的面孔，其中也堆积着琳琅满目的科学细节。不过，这并不算完。师姐又抱出足有两寸厚的解剖学书，掷在我面前，“瞧，这也是半年内需要啃完的，全英文的，有的单词有两寸长。”她拇指和食指张开，比划着两寸的长度。
一本布满细节的图谱和一本两寸厚的英文解剖学，它们无形的成为医学生的压力。它们来自一个陌生世界，却是我必须面对的不二选择。它们是我正式跨进文物建筑里的解剖室之前的压力。我想那压力，班里其他二十九位同学或多或少也都有。这压力，就是说，既然你选择了做医学生，选择了给别人治病，你就别无选择。
我曾想象过很多次，掀开蒙在尸体上的塑料布的那一刹那。我想自己肯定会害怕，但不会尖叫。我还想，班里的有些娇小女生，就不一定有我这么能忍了，肯定有几个，她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其时教室里将一片混乱。
而掀塑料布的这一刻，终于在两男生两女生配成一组后到来了。我们组里那个文静清秀的浙江男生。掀开了塑料布，那是一位体态略胖的老太太，小腹突出，头发凌乱。我和浙江男生彼此对视了一眼，旋即惊慌离开，故作平静。然后，我们组里的另外一位女生，发出了有史以来最高频的尖叫，但它并不长。不，应该说，很短促。它的短促，是因为教室里出人意料地安静，其他组一点声音都没有，同组女生的尖叫声因为羞愧而停在半途，戛然而止，回到现实。而这现实，就是作为医学生。你别无选择。如果眼前这一关都过不了，日后想象协和名医那样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统统没戏。
眼前这群人，看来真有着足够坚强的神经，他们无论是娇小女生还是北方大汉，都已开始进入做医生的角色——眼前是一桩我们要花半年学习的功课，它是我们成为医学生必须过的第一关。一具人尸，一本布满细节的图谱，一本两寸厚的英文解剖学，仅此而已。日后，读到了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有一刻想起我那些坚强面对尸体的同学们，他们必定在骨子里已经具备了“解构”的基本色调。
解剖老师骄傲地对大家说：要知道。你们的解剖课是全国医学院中学习条件最好的——四个人一具尸体!而你们知道吗，在有的省、市医学院，解剖老师只能对着挂图，对下面一百多号学生空讲“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在他嘴里，眼前这具因为长期泡在福尔马林里而变得肿胀的、棕黑的尸体，对于一个急切了解人体构造的医学生来说，它不是恐怖题材，它也不是审美颠覆，而是学医的无价之宝，必须珍惜。
第一天起，我们每个人就穿上了类似屠夫的厚塑料围裙，戴上袖套和手套，手里像模像样地拿起了手术器械：刀、剪、钳……我们用解剖刀的姿势显得笨手笨脚，偶尔它会划破手套，割了手指，流出鲜血。而尸体散发的浓重的福尔马林味道，则熏得我们眼泪直流，可惜我们只能戴上口罩，不能戴上眼罩，所以经常含着眼泪，交换彼此解剖的收获。
尸体因为福尔马林的浸泡，呈灰褐色，那颜色和中午食堂里卖的米粉蒸肉很相似。没过几天，我又发现这颜色和香肠也很相似。在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无法切换它们之间颜色的区别。结果就是，一个月都没有吃米粉蒸肉和香肠。除此之外，解剖课对我的后患折磨是，晚上起身去厕所时，一些从前听说的鬼故事，会在那一瞬间，强迫性地，全部涌上眼前。比如空中两条垂挂下来的腿，不停晃荡。比如深夜太平间里一颗大黑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和我们组熟悉的那具尸体形象一起，折磨了我近一个月。而我，只能一个人独自默默地消化这种情绪。
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经过解剖学洗礼的医学生，在精神上，在思维上，必定是不同的。日后，我这么想。因为经过开始一个月的艰苦转型之后，我们很快进入了一种更客观的角色，我们开始把尸体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的朋友了。它就是和我们共患难、帮助我们了解人体、最后助我们勇夺解剖学高分的战友。后来，每个组都会给自己的尸体起一个名字，一个昵称。教室里充斥着这样的对话，“让我看看你们的心脏”，“你们的坐骨神经比我们粗多了”……这种和被解剖物的亲密无间，在外人看来，着实难以想象。而现实也不容我们再作他想。就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尸体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你看不完第一个病人，就永远没有第二个病人。没有病人，医生也就失去了他本质的职业意义。在和尸体交友的过程中，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这一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经历的。记得伦勃朗有幅成名作，叫做《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是关于解剖课的题材。画中，学生们围在放有标本的桌旁，认真地听蒂尔普医生讲解，如入忘我之境。
我们不再在每节课之前都事儿事儿地穿上厚围裙了，我们有时也不戴手套了。我们的解剖老师更酷，他从第一节课起，就拿赤裸的肉手，撇开一群肌肉，拎起一根神经，给我们讲解神经的走向。我们一群穿戴得严严实实的人，惊讶地看着他。而他那种举重若轻的表情，可和大片中的硬汉媲美。
我们自己奉为神圣的那本图谱，一开始大家还试图在解剖室里给它找一个相对清洁的位置，好好安置。到后来，干脆就直接摊在一片福尔马林味的尸体朋友身上了，页面经常渗着不明成分的油迹。最热闹的莫过于做生殖系统的解剖部分。而最敬业的场面莫过于，有些留着长刘海的女生，因为看解剖结构看得忘情，一缕缕刘海常常掠过尸体而不自知。这些人，对科学细节的渴望，已远远超过了原先本能的惊恐。这些人，对客观人体事实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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