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阿尔善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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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心里掠过的感觉很奇怪。并无悲哀，只是平静。许久之后，空虚和惆怅才如一派寂静的水，逐渐地涌入，轻轻地充斥了胸膛。我舒服地沉默于遐思中，思绪如在白色的雾里。说不出那淡泊而深不见底的伤感。只有一星意识闪烁着：若是到了我自己的那一天，朋友们的感觉大概也就是这样。
毕竟是电话时代。只用了几天，我和草原上的方车弟就打消了残存的一丝侥幸。或许不该叫它噩耗，它只是因为来得太早，才出人意料。
我的蒙古哥哥逝于年初隆冬之际。
据已经变成了未亡人的嫂子在电话里说：傍晚时他在门口闲走，回来说头疼，接着躺下就不行了。
我在电话线的这一头静静听着，舌头处在一种凝固状态，说不出一个词。
和方车——他是另一个唤他为“阿布盖”的人——商量了我俩的办法。我们对蒙古人的事不能算外行。我们知道：在这种时刻，其实谁也再做不了什么。
但是那样太不甘心了……
那么，就是要献上布施请出喇嘛，为我们三十年的亡兄念一次经。其余的，所有堵在心里的和盼望做的，都不能做了。
嫂子在电话里说：我们蒙古人，人去了又能做什么呢?到庙里，经啊什么的念上一念……
那天的电话打得好难，我握着听筒但说不出话。嫂子毕竟不是他；我的三十五六年的义兄，我在走进世界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兄弟相称的人，如今死了。另外一个真实也接踵而至：虽然我们强求地留下了她，虽然我们已经别而不舍既别又聚——它若去时无情绝义，如一块透明的冰，如一盏玻璃的灯，人间的情义，若是没有血缘的维系一旦冰消灯碎——那时分的滋味不敢多想，那里面的道理不能深究!
……用以前写过的词句表达：我和草原的情分，怕是真的要断了!
十几天后，收到了方车弟寄来的一封信。还没有拆开信，他的电话已经打来。办妥了，他说。他说话从来简单得让人恨。怎么办的?仔细说说!我催着。于是他讲述了由三女婿斯琴巴特尔陪同，去庙里诵经的过程。由于插队时代三教俱废，我对他描述的很生疏。若要知道详细，恐怕还要等我自己去问一遍。他讲罢催我拆开信封，我打开，一个小小的黄纸包落在手掌里。
“是什么?藏药么?”我问道。
“不是药，是——阿尔善!”遥远的草海彼岸，他的嗓音像一丝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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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在如此时代再摊开稿纸，描写我这位异族的哥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最低程度的仪式，才提起笔来。刚划过数行我已经自知：想得最多的，正是不想写、不能写和写不出来的。
默默思索着，心里总觉得，此刻不过是代表我和方车弟两人，为一块不存在的墓碑写一篇悼词。即便我俩，对与他情分的看法，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人已去了，我的事情，无非是填平这点差异。
在人去世后追加赞美是不必要的。其实还是传统的观点和习俗更深刻：人死了，活着的为他祝福，伤感同时是给自己的，因为留给自己的余裕也不多了，像往昔一样，我的事不过就是追随他。
我哥哥在亘古的游牧草原上，不仅缺乏传奇色彩，甚至是个平庸的人。但是我喜欢他；捉摸他的思路，容忍他的缺点。如同一堆牛粪火烤着大小两块黑石头一样，我依偎着他，潜伏和出世，历数了一个时代、三十七年。
在弱者群里他不起眼地挣扎了半生，虽然没有太大业绩。在世风日下中他是一个忿忿的批评者，虽然开口并不负责任。他不是那种驰骋骠悍的草原传奇人物，他总是顾东丢西、半截马竿、破鞍碎韂。额吉不仅全部承担了包外门口的杂活，而且常骑上自己的小青马，帮他出牧或者轰马。我牢记着当年那种半是嘲讽、从四周斜睨而来的——社会的眼神。他们恶意地瞟着我们，瞟着我哥多少可笑的形象，他们判断他熬不了多久就要完蛋了。
但是我们的家族让他们失算了。
虽然不是风流的牧马人，但他天生一副认羊的锐眼。在畜群分割到户以后，羊群显示出牧业命脉的本质。额吉，也许还有我，暗暗予他特殊的帮助。三个儿子参差长大，三个女婿各有千秋，阿·乃玛克(aimay,家族)的名字，愈是靠后就愈是响亮起来。
因为我的奔波，方车弟愈来愈深地卷入了和这家人的关系。但方车弟的态度，更多是投桃报李得寸还尺，不像我拘泥于思想含义。
但方车弟个人，也与这个家有着一缕纠葛。
外来汉族移民与蒙古牧民的关系，是一种有趣的依存。方车是一名草地移民的儿子，因为身躯愈来愈胖，被这个家族唤做“塔勒根”(胖子)。远在苏军坦克如雪崩般涌入、新庙“解放”的年代，他的家族就和哥哥家的窝棚比邻而居。孤苦的额吉抚养着我哥一个儿子，邻居的唐格特(tanget，牧民对方车父亲的称呼)的膝下，却是儿女成群。额吉的牧民心绪被诱发了，她和邻居商量抱养一个儿子过来，给我哥哥做伴。
这件事最终没能落实。尽管如此，此事被我和方车弟重视——
打算抱养的是哪一个呢?方车家弟兄七八个。方车说：好像当年挑的，是老四或者老五。我却希望，那个差点当了蒙古人的小孩就是方车。这样才最合逻辑，别人都看着不像。这件旧案使我们兴奋；它暗示着人与人之间早有一层前定的关系，这关系如影随身，伴着人的一生，神秘地左右了人的感情。
由于六十年代的散漫和缺乏礼数，我们队的知识青年对同龄的牧民缺乏正式称呼。我对蒙古哥哥一直直呼其名，他也从来未曾予以纠正，直到九十年代初，一次回草原时孩子们问我：Aha，ta yaji Aja-gi ner-ir dōre be?(哥哥，您为什么用名字喊阿伽呢)
我才羞愧难当，当场宣布正式称呼哥哥为“阿布盖”(Abgai)。
其实我也有苦衷，阿布盖这个称呼曾使我踌躇许久，因为在新疆的额鲁特蒙古语中，它的意思是“媳妇”!在新疆考古时，那些西蒙古人听我用Mini Abgai说起我哥哥，就一副坏相忍俊不禁。这使我不愿选择这个麻烦且太常用的词儿，总幻想找一个特殊而响亮的称谓为我专用，这才显得缺乏教养地“用名字喊了哥哥!”——被家里的小崽子将了一军以后，我们开始严格使用乌珠穆沁的礼数称谓。但此情已成勉强，因为兄弟已经分离，整个正确的称呼，是在八九十年代一趟趟的“省亲之旅”中确定的——这多少不够滋味。但是我想家门里的人，还有方车弟他们会爱听这些，因为三十七年的情义，就是这么一点点建造的。
方车弟在这件事上比我懂规矩。称谓确定以后再次回内蒙，他开车送我到了蒙古包。当我听见他郑重地呼唤哥哥“阿布盖”时，心里很舒服。一是感到了方车主动与我并列共做了弟兄，二是因为这标志着这个称呼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这一套用汉语解释起来很麻烦，但这样的关系使我感动。方车弟追随着我，语气认真地称他阿布盖，这是一种确认，它确认了许多有含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