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乡村的肾 母亲的肾
作者：江少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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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病了，尿毒症。
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透析，一条是换肾。母亲年事已高，换肾这条路走不通，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透析维持生命。透析是个小手术，医生笑着说，语气显得非常轻松。半个小时之后手术就结束了，据说是手术里时间最短的一种，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医生在母亲的腹腔埋下两根管子，通过第一根塑料管，输入透析液(品名：百特；产地：广州；容量：2000cc；价格：33.5元)。而后，再依靠腹膜这道“过滤网”，将体内的毒素过滤一遍。三个小时之后，从另一根管子里筛选出来的毒液，呈现出温暖的橘黄色。我询问过不同的医生，究竟是哪些毒素构成了这种温暖的橘黄色，医生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人体内部的毒素数不胜数，每一种毒素都有一个临界点，它们互相中和，人就万事大吉；一旦出了错，就和一种可能的疾病隐秘相连。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敢于笃定，究竟是哪一种过量的毒素，最后主导出透析液的颜色。正是这些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的毒，让母亲一度无法进食，浑身发软。现在，依靠透析液，母亲被抽空的气力正在四肢上一点点攀爬，同样是因为透析液的帮助，现在的母亲终于可以下咽。
在母亲身患尿毒症之前，我从没有接触过透析液。而现如今，母亲有限的生命，必须要和这种液体彼此勾连。现在的母亲，一天需要四袋透析液。四袋18000cc!每天!
这个数字非常骇人。一个人的身体，居然需要8000cc的透析液，才可以把每天产生的毒素，全部过滤一遍。这些来历不明的毒液温暖而无味，呈现出几近澄澈的橘黄色。假如不来自于母亲的体内，它几乎可以冒充新鲜的橙汁。我的小外甥刚刚学会喊我舅舅，就不止一次地试图偷袭。有一次，我差点就准备让他尝一尝，我是那么想知道，这些被过滤后的橘黄色，对人的身体是否还具备足够的威胁。那一次，他疯了一头汗，大约是渴坏了，手里拿着把剪刀，欢天喜地地拎起透析液。我鼓励地看着他，仿佛是希望他的动作再麻利一点。他终于一个人剪开了袋口，得意地看着我，仿佛是想得到我的鼓励。我再次点了点头，那一刻，我是笑着的。他果然就捧着开了口的透析液，张开小小的嘴巴，作势要倒进嘴里。
理智终于回来的时候，母亲也睁开了眼睛，她惊骇地呵斥住了孩子，接着，又深长地瞪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一刻的母亲，是否对我的品质产生过怀疑，我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委屈的小外甥，后背汗如雨下，后怕让我几欲窒息。好在母亲只看了我一眼，就转过了身去，接着，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终于小心翼翼地说到了死。母亲被确诊为尿毒症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个黑色的词，甚至不止一次地做起与死亡有关的噩梦。在那些黑色的梦里，我见过早已作古的祖父、三娘、三坡堂兄、五叔、外公和三伯……时间仿佛在他们的身上停滞了下来，他们的容颜一点也没有老去，还是以前的样子，相反，我相信，在时间的另一边，他们正在无边的幸福里优游与沉陷；我还见过尚在人世的至亲(比如小妹、大姐和二哥)，以及那些久无音讯的人(比如失踪的哑巴和孬子)。在梦里，他们竟也已经奔赴于死亡，或是患上了与母亲一样的恶疾，赢弱的身体在病痛里沉沦。我梦见自己嚎啕恸哭，如丧考妣。
醒来的暗夜，我大汗淋漓，心境久久无法平复。辗转，碾压，仿佛已经不在这个人间。失眠于是轰然来袭，夜暗无边，苦不堪言。失眠，这一无法言传的隐疾，已纠缠我多年。只不过，在这些醒来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的大脑不再空空如也，而是正慢慢发生着萎缩性的病变，呈现出另一种张惶的白。张惶的白比空空如也更令我恐惧，就如母亲已然衰竭的肾，它同样起始于一种弥漫性的萎缩，慢慢使母亲无法进食，慢慢使母亲浑身发软，慢慢把母亲拖近死亡的边缘。
现在，母亲的肾脏已经不具备排毒的功能，因此，在透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的身体确实要舒服一些。然而三个小时之后，我们需要立即为母亲输入第二袋透析液。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毒素，被2000cc的“百特”透析液在母亲的体内过滤与筛选，因此完全可以想象，母亲的舒服感其实已经极其短暂，也极其有限。事实上越到后来，我越是不忍去看那些橘黄色的透析液，也不忍去看疼痛的母亲。母亲原是个结实的女人，虽然身高只有一点五米，体重却有一百二十七斤。然而，母亲现在的体重已经轻到不能再轻，全身的骨头都支棱了起来，一根连着一根。皮肤也已经不像是皮肤了，而是一层风干的鱼鳞。坐在那里都久久地，默然地，如果不是眼珠间或一转，几乎形同一尊雕塑，让人惊异莫名。
我知道，正是透析液里那些橘黄色的毒素，在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的母亲。母亲只能依赖透析液，才可以维系住疼痛的生命。温暖的毒液，成为母亲须臾不可离分的“肾”；温暖的毒液，是我们全家最大的恩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我们全家会像现在这样爱钱如命，会像现在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患病的时候，小村还没有开始合作医疗，一年十万余元的医疗费用全来自于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以及由此组成的六个小家庭。这无疑是个沉甸甸的负担，事实上一开始，医生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医生说，透析是个无底洞，人财两空最后还反目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可面对呻吟的母亲疼痛的母亲，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只有拿出砸锅卖铁的决心，在手术单上签了字，让母亲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自费透析的乡下人。这让我们稍感安慰，比起乡下那些莫名的亡者，母亲至少还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
比如五叔。一九九七年，六十一岁的五叔死于尿毒症。在此之前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五叔一直患有糖尿病，尿液里的血色红得怕人。然而即便如此，五叔也一直不肯去医院，在五叔的意识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医院终究看不好要死的病，该死的时候还是得死。终于发展到尿毒症的时候，五叔这才彻底地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在虚弱的呻吟声里，等待死神的枷锁结束他的病痛。五叔没有为自己的病痛花过一分钱，五叔既舍不得，也对医院不相信。在乡下，乡亲们对医院都心存排斥，在他们的观念里，有这个钱还不如买一点吃买一点穿。劝说没有任何效果，成见由来已久，一如泥土的腥气，已经渗到他们的骨头里。母亲也因此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母亲高血压，我们为她买了药，放在床头柜上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但母亲总是在头晕的时候，才想起家里还有药，才想起家里还有测量血压的仪器。母亲正因为长期高血压才导致尿毒症；而五叔，是因为长期糖尿病——五叔不知道，而母亲也不能够懂得。
那个夏天的夜晚豪雨如泼，五叔终于一个人静悄悄地走了，甚至没有叫一声五婶。奢华的丧事欲盖弥彰，让一帮老伙计羡慕得不行。在众人形形色色的目光里，五婶放声恸哭，“你怎么会得这样的恶病”，“来生你就是投胎也别投成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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