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致朱正
作者：朱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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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兄：
得见足下编选舒芜先生旧文新集，可惜老朽日甚，无力读这二十多万字的文章了。只是翻翻目录，大多似曾相识，稍稍浏览篇次，略为知其由来而已。我于舒芜先生无一字一面之交，没多少话要说。倒是你写的序言，有几句可成话题。比如足下以编辑里手、选家慧识、史笔直书，定位舒芜为思想史、思想斗争史“不得不遇到”之历史人物，诚然，信然，不刊之言。这似乎可以说明，你受病中舒芜“全权”委托，为其编定这本旧文新集，并非完全由于对舒先生其人其文情有独钟，而定意在为思想史、思想斗争史保存几片活鲜“化石”。为人作嫁，颇有辛苦，霑益后人，善莫大焉。
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书中几篇四十年代的文章，特别是那篇《论主观》。一九四五年初，此文在重庆出版的《希望》第一期上刊发，余也有幸，有一首诗忝附骥尾，故对此宏文印象特深。胡风在编后记中称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并请读者“无情地参与讨论”。事隔半个世纪，前年有位三十几岁的青年学人万同林，把《论主观》发表前前后后在重庆以及延安、香港“左翼文化界”内掀起的轩然大波，概括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殉道者》一书中，写成《独树一帜——置诸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专章。你的“不得不遇到”之说，便有了佐证。万同林如是说：
胡风把《论主观》所提问题看得如此之重，虽然后来他自己解释为了响应延安的思想整风，但是与他和陈家康、乔冠华等计议要推动一个思想运动同样有关。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思想启蒙，就是反对“用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为此，乔冠华还亲自动手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惜乎后来《希望》停刊未能发表，“运动”更未能“推动”。（《殉道者》，89页）
一个青年人对半个多世纪前“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发出“惜乎”的嗟叹，启人深思：他大概不只是在替“古人”担忧，更多是在为“今人”感慨吧。尽管今日看来《论主观》一文，在理论形态上乏善可陈，黄药眠当时以《约瑟夫的外套》为题大张挞伐。约瑟夫者，斯大林也；不论公理婆理，“外套”终为事实。剥去“外套”见本相本色，则是呼唤“个性解放”的一声呐喊。这类“呐喊”，似乎今日仍未进入主流话语，带有异端气味。这就无怪万同林式的青年人吁嗟叹息了。我之所以称其为活鲜“化石”，意即在此。而你从尘封积垢中披检出世，当然是善莫大焉了。
然则，惜乎！足下为善未终，我已当面质疑：为何不收选《致路翎的公开信》？你快人快语称“不喜欢”。真话实情，意在高洁。但既然从史着眼已“无法回避”，就无可奈何，即令不喜欢，也应选入。不选，这位历史人物只有《论主观》的“正面形象”便非“全貌”了。况且，九十年代初之舒芜对于路翎，据《路翎：未完成的天才》的作者朱珩青说，仍然“佩服得五体投地”。朱女士一九九一年八月采访过方管即舒芜，书中引用舒芜的话，说：
路翎风度潇洒、聪明，可说是才华盖世。他领悟快，吸收快，看书也快，说起话来很机智，非常能说。没说的，我甚至要怀疑大家都认定的真理了：写作要有生活。可是路翎在《财主的儿女们》里写的蒋纯祖教小学那一大部分，就没有生活。仅仅是我跟他讲述的……路翎没教过书，但他却能将教书的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路翎：未完成的天才》，46页）
还可以引用舒芜一九九六年自己的一段文字，说明他与路翎当年情投意合，莫逆于心。讲的是《论主观》之写作如何得到路翎启发：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路翎已经住在我家。我们朝夕谈论共同关心激动的文化文艺问题。有一天，我们又在“左道楼”上凭栏纵谈，路翎忽然神情郑重地问我：“你说，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我回答不出，回问他。他明确肯定地说：“需要个性解放。”他这一句话，像一滴显影定影药水，一下子把我们谈论过很多而模糊不清的一切，显现为一幅清楚的画面，又像一个箭头，一下子指出了中心之点，从而使一切条理可以梳寻。我想来想去，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需要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而从哲学上来说，最与个性解放相对应的范畴，我以为就是“主观”，于是我写《论主观》。（《回归“五四”》后序，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2期》）
“哲学”事大，不敢置喙。从舒芜这段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我读出的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历史画面。重庆寒冬，大雾弥天，两个二十岁的青年人，长夜难眠，清谈娓娓，互为肝胆，心灵撞击，电光石火，星花灿烂，一时瑜亮，堪称“双璧”。本应是人间佳话，千古美谈。不料十年之后，改天换地，时风鼓荡，草偃木折，其中一位，抉心自食，滴血之箭，以此射彼，昭告天下，各行其是。于是，“把美破坏给人看”的悲剧大幕由此拉开。题名《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样的文字当然弥足珍贵，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史之为鉴，取其大者，个人的是非恩怨、私德隐情，倒是次要的了。有见于此，索性再抄一段别人的文字吧：
我作为一名与舒芜先生已有将近两年的交往，并正在从事相关阶段的文学史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的后学……通过自己微末的工作，将历史当事人的活动痕迹尽可能真实全面地留存下来，传递下去，使后人的后人代代相续，铭记我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可遗忘、无从抹煞的故事和事端，并以一种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参照比较各种相关材料，从中求取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两句引号中的话，出自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又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贾植芳先生的再传弟子张业松君。他编辑了一本《路翎印象》，这是他在编选小序中的一段话。难得的是这位年轻人竟想到了他们“后人的后人”和以“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自期，所以，他“决定将舒芜先生的一篇早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收入本书”，用意之一是“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仁心仁求，其意也深。他为此甚至“全盘推翻了本书原来的编选构型，决定另起炉灶，最后出现了现在的不编之编的面目”。不编之编好！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排定了清样之后终究还是撤了下来”。为此，张业松在简短的编者附言中又表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了”。同此遗憾，我才不避唐突，当面向你质疑的。如果你强忍“不喜欢”，收入《致路翎的公开信》，也就多一份“不编之编”的珍贵文献了。
你的“不喜欢”，还牵累了舒芜自拟的书名《我思，谁在？》有刁钻古怪、文不对题之嫌：明明是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到八九十年代种种话题，均体现了舒先生“我思故我在”的一以贯之，何来近乎失落自我的“谁在？”一问？比起自我定位的那个《回归“五四”》书名，益发令人不着头脑。设或收了《公开信》，“谁在”一问，便如张业松所言：“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你为善而有终，更是善莫大焉了。我不知道《我思，谁在？》与《回归“五四”》两本书关系如何，也许《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芜已自行收入《回归“五四”》——但愿如此，但愿我这封信只是连篇废话。
昨日我在电话中对你说，此信还有个尾巴，建议你承“两家争鸣”扛鼎之力，上溯一九四九年以前“左翼文化界”这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群体（包括舒芜），梳理其思想脉络、嬗变轨迹，为“两家争鸣”中的“钦定”右派而你正名是实为“左派”的人物，清理出一个比较明晰的精神谱系——要说很多话，这里且点到为止，以后再专函求教。
谊在旧雨，言尚无忌，诸希谅察。顺颂阁第清吉！
朱 健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