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人五人六”篇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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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两篇文字，都是原载《杂文报》的。一篇是《身后闲事谁管得》，作者李洪岩（载1999年3月30日）；一篇是《李洪岩文读后》，作者是我（载1999年5月21日）。李洪岩在他那篇里说了他想说的话，我在我这篇里说了我想说的话。读者朋友要看了两文才知话题的原委。
　　我当时说“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后来人们告诉我，这是在中国社科院某所做研究工作的一个年轻人，写作或编辑过关于钱锺书的书，至少有一本曾因侵权受到法律追究。不过，那篇《身后……》算不得学术文章，我自然也不是在学术层面上与他讨论，我只是发表一点不许出语伤人的平常意见。
　　然而事情没有完。有人拿给我看一张网上文字，题曰《质邵燕祥同志》，署名也是李洪岩。洋洋五千言。通读之后，真是“胡同串子”骂街，大不类一位从事学术研究者之所为；考虑到网上既有真名实姓，也不乏匿名或冒名，在不能认定即是在《杂文报》上撰文的那一李洪岩之前，姑名之曰网上李某吧。
　　这个网上李某，劈头盖脸就谥我为蚊虫：“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收不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无二。”这就是我这“职业杂文家”写作《李洪岩文读后》的动机了；结果如何呢？“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还有“不过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丐”云云。文丐不足道，却又说此人“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与“张（春桥）、姚（文元）之帮如出一辙”。高抬了！小朋友不知道，那张姚贵至政治局委员以上，按照中国国情，邵燕祥安能与二人相提并论呢。
　　这些骂人的话，怎么解恨怎么说吧，不必理睬。顶多劝告他言语放干净些，犹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而已。
　　略可一提的倒有两件事：
　　一，我文中引用了《文艺报》上乌尔沁夫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那个网上李某，自称“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中事如数家珍，他把上述一事定性为“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指出“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研究员。××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但这个网上李某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他所说的××研究员一方呢？鲁迅是一回事，“研究”鲁迅又是一回事，其中不排除莫名其妙的人；正如钱锺书是一回事，而所谓“研究”钱锺书的人里，不也有李洪岩这样的吗？当年动手打钱先生夫妇的人，是否即为网上李某点名的这一位，我“未经任何调查研究”，姑以××代之。
　　二，这个网上李某，在长文最后说：“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夹杂’混混的雅兴的。”对不住，我一直不知道阁下是那套丛书的编委，我参加那个会并作了题为《史家之传》的发言，固然是出于对几位传主和作者的尊重（四本书分别是顾颉刚、谭其骧和何兹全、傅振伦四位历史学家的传记或自传），也不是背着丛书编委会且非要出席不可；但我想，即使作为一个读者，不请自来，到一个书店的“开架”会上坐下，听听，谈谈，又有什么心虚脸红的必要？
　　不过，这里标举“人五人六”一词，倒是此文一大贡献。我生北京若许年，“人五人六”所见多矣，这个地道的北京方言词语，则久未见人正式笔之于书。放眼看去，在国林风书店以外的“显眼的位子”上“端坐”的，“人五人六”之徒，何可计数，可惜都没有进入网上李某的眼界罢了。
　　看看标题：《质……同志》，令人齿冷。算了吧，“同志”？谁又知道你“志”在什么！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