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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辨诬

作者：王思睿　何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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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伯纳名著《圣女贞德》安排了一幕意味深长的“终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农村姑娘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重新出现。她生前曾为国王加冕，助将军屡立战功，但在她被宣布为异端，投入烈火时，这些人都缄口不言，袖手旁观，而此刻却同那些判处她火刑的教会首脑、堕入地狱的行刑者一齐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体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太伟大， 我们配不上。”纷纷逃走。她得出的答案是：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烧死她一次。她活着是一个异端分子，总是以死了为好。
　　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幻想还是真实？类似的情景在我们生活中也出现了，但更近似闹剧——对历史的亵渎。文人们连篇累牍地对崇高进行讥讽，对叛卖进行辩护，讴歌暴虐，粉饰血污，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且据说这都是理性思考、慎重考证得出的结论。他们急于表现的不是“他们”太伟大，而是“我们”太高明。这次舞台上重新出现的不是贞德，而是纪德，剧目是《浪子回家》。但是没有人出面为此预备一个欢乐的宴会。
　　经过一系列革命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二字的意义变得暧昧起来，其价值也受到了质疑。“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强势话语，觊觎着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有的人悄悄收起了这个用语，有的人则公开讥嘲、诅咒乃至挞伐革命。在众声喧哗中，李泽厚先生做出“告别革命”的表白，特别引人关注。那么，革命何罪之有，竟被视为万恶之首呢？
　　中国权力阶层一向视革命为圣灵，中国是革命国家，各级官员都是革命者，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是“革命化”，死后获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是最大的荣誉。人人高举革命之旗，不同的是从前是以革命为职业，出生入死，要流血，要丧命；如今是以职业为革命，只要听话，能升官，能发财。因而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大小有点权力，就可以共人家的产、革人家的命了。谁不驯服，乱说乱动，就给他扣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者把在革命步骤、手段和方法上与己有所抵触的不同主张当做反革命。这种惟我独革，以我划线的做法，把自己人推到敌人营垒中去，使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难以尽述。前不久从刑法条款中取消了反革命罪，以示不以思想政治原因治人以罪，这是向法治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执政者始终十分注重保护革命传统这一思想资源，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尽量把改革和革命的定义域模糊化，以确保革命领导地位，革命旗帜不致易手。那么，李泽厚又何以如此急切地要和革命挥手告别呢？李泽厚在逻辑上一开始就处于两难之境，他一方面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361页，以下书名略，只注明页数）表示无意抛弃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革命理论或重新评价以往的某些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又主张把“革命”是一个好名词、褒词，“改良”是一个贬词的观念“明确地倒过来”，在“改变话语”这样一个层次上“告别革命”。也就是说，要在革命与改革或改良之间划清界限，来一次路线排队，把革命划入错误路线一边。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在这本书中，李泽厚指出：我国的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它可以表现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在文化上，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李泽厚的结论是：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深重，但把它归罪于“革命方式”，却过于武断了。十九世纪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这一世纪的苦难并不少于二十世纪，至少人口损失的百分比要高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日本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革命的革命，但它却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而且不得不咽下外国军事基地至今遍布全国的苦果。印度是另一个例证，它从来不革命，几十年前就民主化、市场化了。但古代《摩奴法典》规定的种姓（社会等级）制度至今犹存，老百姓几无权利可言，一个小女孩出嫁，因为嫁妆太少，就扔进火堆里烧了，哪儿有灾害死多少人没有人管，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没有保障，这是没有革命的代价。它能够民主化、市场化，就是不能现代化，人还要向猴子和母牛叩拜。认为革命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中国问题，这是无视历史。即以李泽厚认为“一定失败”的辛亥革命而论，它的温和方式尤为革命史家所诟病，贬为软弱、妥协、不彻底，但是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变更国体这样的千古奇勋却赖它得以完成，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没有发生种族复仇、政治屠杀，世所罕见，堪称一次伟大的成功。虽然由满族一族专政变为民国以来的一党专政，使革命蒙羞，但这是革命变性的结果，而不是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如今为专制主义唱赞歌的清宫戏，红透海峡两岸，以腐朽为神奇，拿肉麻当有趣，只说明某些文人犬儒化、受虐狂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并不能证明辛亥以来的革命都是多余的。也不能断定暴力革命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证明这一点。真正的民主可以犯错误，也可以自我纠正。至于苏维埃革命及其继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历史不能假定，不能以台湾土改的成功证明大陆土改的失败。没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台湾还不知成什么样子。不问客观情势如何，就断言改革可能成功，同样缺乏历史依据。改革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光绪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反马科斯独裁的革命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李泽厚回忆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偷读马列禁书，在军警林立戒备中偷运毛泽东的文告”，只是凭着“一腔热血满腹豪情”、“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气概”，（317页）而不是受到理性的召唤，应当说是一种自诬。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最彻底、最完整、最合理的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理性可能出现偏差，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理性。正如李泽厚所说，革命情绪不仅可以表现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在文化上。“告别革命”论的提出，实质上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革命性主张，要彻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的有关革命的语言实践和话语传统。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急进和激烈的手段，归根结底还是对“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的作用看得太重。《告别革命》的序言说：“李泽厚的这套思想”，“是‘解构’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其实，正统意识形态早已被官倒、腐败、“跑部钱进”之类的东西“解构”得差不多了，以革命性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传统定义，很难说是有助于“解构”正统不是维护正统。
　　刘再复代表李泽厚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页）这表明“告别革命”论有两方面的论敌，但何为“左”何为“右”，恐怕就是一笔糊涂帐了。传统的左派无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眼下中国的“左派”却只是历史上革命的维护者，至于“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传统的右派即反革命或保守派，在刘再复的笔下，却出现了“右”的革命派，如果把它转写为“反革命的革命派”或“革革命的革命派”，简直就不知所云了。在这二者中，后者才是“告别革命”论的真正敌手，因为李、刘虽然是从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
　　所谓“‘右’的革命”，即一些人所倡导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主张最早出现在民主墙时期，当时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定语。其主张者并不属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对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情有独钟。为什么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争取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不打倒这个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赢得民主；而在国家所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丧失了民主就是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也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这些主张实际上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的最低纲领的要求，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范畴，中国还没有实行普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还不是到手的“胜利果实”，很难说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但当时这些理论已被视为异端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争得话语控制，似乎给民主革命开了一道门缝，但民主改革尚未取得重大进展，党政分开采取某些步骤不久又退缩了。进入九十年代，学者理论分析的框架有了改变，利益关系取代了阶级关系，既得利益者（或特权阶层）取代了官僚主义者，但“二次革命”理论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改变，即改革—革命将会剥夺特权阶层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要进入新社会，就得放弃旧特权。如果保留旧特权，能进新社会，那还叫改革吗？问题在于，特权阶层能否实行“光荣革命”，在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问题上，仅凭着李泽厚的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恐怕是无济于事的。
　　“告别革命”论没有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回应，却受到八十年代最先倡导批判激进主义的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在撰文纪念戊戌维新一百周年时，委婉地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提出了置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在满族统治者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患）。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族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似乎对于“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余英时：《戊戌变法今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4—14页。）一位大陆出去的学者大体上同意李泽厚对于革命和改良的分析，却不赞成其结论，他认为：革命的权利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
　　“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和善良愿望的表述，理应得到同情和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则存在着根本性缺陷。它既没有为“革命一定失败”的论断提供充分的证据，也没有为“改革可能成功”的前途列举必要的条件。似乎一切希望均在经济发展之中，只要潜心发展经济，其余的东西（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都可以按图索骥地循序获得。印度尼西亚的乱局证明这是纸上谈兵，特权膨胀，政治腐败，使矛盾越积越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便一齐降临，军事独裁三十年，四步才走出一步就走不下去了。不进行政治改革，动乱就无法避免，这是印尼提供的现实教训。事实上，人们最为关心的利益之结能否顺利解开，局外人是打不了保票的。余英时说：“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同上第9页）李泽厚也认为，改革是或者说改良是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但如果革命不等你把屋子打扫“完善”便来叩门，你要“告别”，他不“告退”，还得想想如何背过脸去。
　　刘再复在谈到李泽厚书架上摆了一具骷髅时这样说：“一个敢于面对骷髅的人，心理总是比较健康和强大的，不那么容易为了活命而卖掉尊严而扭曲自己的天性与灵魂。”由此推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似乎也能像面对骷髅那样面对革命。他无须强大，只要一点平常心。
　　现代汉语中的“革命”，如弗兰克所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概念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结合”（陈建华：《“革命”及其流行——王韬与“法国革命”东渐》，《读书》，1998年第6期，80—86页）。首先实现这一结合的是日本学者，然后才被引进到现代汉语中。“革命”与“政治”、“社会”、“经济”等都属于那种既是本土语又是经过日语的翻译语。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革命”与“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君主有德，敬天爱民，其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如果君主失德，天命就不再庇佑，改朝换代的革命便在所难免，且具有正义性。《易传·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只要是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就是正当的。李泽厚等人在对革命概念改头换面后匆匆宣布与之告别，其实是想要表达一种与正统意识形态和深受其影响的昔日之我决裂的迫切心情。
　　李泽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奉者，但他和刘再复共同提出的革命的新定义，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告别革命》的序言给出了下面的定义：“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它的定义域显然过于狭隘。
　　革命的现代寓意关键在于一个“新”字，新知识的涌现或者新制度的建立。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人们向往革命，是期盼着新社会的来临，而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总是传统衰败，出现危机，才有改革，才有革命。极力渲染革命的恐怖，是否有助于改革的推动？
　　刘小枫认为，应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革命行为，作为宗教性政治话语的革命精神和作为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界都没有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诸如亚里士多德的革命“病理学和医疗学”，价值中性的革命类型学及对革命和政体的机体性原因分析。汉语学术界若不开辟经验理性的革命理论，若不以革命理论平抑革命精神话语，革命圣人还会光临。他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呼唤理性的革命理论，才能真正告别革命圣人。金雁则以俄国的先例提醒国人，革命是否爆发并不以某些知识精英的意志为转移。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先前的自由主义者中出现了“路标”转向，对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进行清算。有人认为，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运动，这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也有人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和忏悔，甚至宣称，“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然而，正当精英中的革命情绪烟消云散时，空前激进的一九一七年革命突然来临了，而且胜利了。金雁指出：“‘革命’并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走。”（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238—245页）
　　中国革命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和事业，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虽然已经前仆后继地奋斗了一个世纪，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确立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总理遗嘱》中的那句老话还没有过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即使对于现代化的概念提出质疑和修正，中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无须放弃，因为革命或者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与复兴这一层含义。
　　革命并不一定要和暴力联系在一起，采取什么形式，甚至不是民众选择的，而是政府选择的。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才被迫进行非法斗争，不能和平地表达意愿，就用暴力来表达。美国《独立宣言》指出：“诚然，慎重会使人们认为久已建立的政府不应以微小的和暂时的原因而变更。过去的一切经验也表明，只要邪恶尚可被容忍时，人类总是倾向于默默忍受，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的政府体制。但是，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美国法典·宪法行政法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5页）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的，而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府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一个不经意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共和革命。即使被人视为过激派祖师的列宁，也告诫不要把革命和起义当儿戏，要依据客观情势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什么是革命的客观情势？他指出：“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61页。）下层的“民怨沸腾”与上层的“另谋出路”，二者既互为因果，又是不可或缺的。真正的革命针对的是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不仅要允许阿Q革命，也要允许“假洋鬼子”和赵太爷“咸与革命”，也就是要以普遍的人权标准，取代实用主义的敌我标准。李泽厚过去说过：“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对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事的更替或局部情况的改变、原有秩序的更新，可能时起时落，但它总的目标应该是趋向中国和全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生存质量的提高。这样，二十世纪几代中国革命者的遗愿才有望真正实现，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文在封面要目上漏排王思睿先生姓名，特此说明并致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