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作者：赵　诚

字体： 【大 中 小】

　　读了九九年第四期《书屋》上雷池月与谢泳二先生对中国有无自由主义传统的讨论。我想谈一点看法，以期与各位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磋商。我认为二位先生的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对中国知识界在近现代史上有无自由主义传统看法不同，讨论涉及到中国在选择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之前，在以欧美为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从二位讨论中，我同意谢先生认为当时知识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观点。
　　我认为自由主义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是一面高扬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后，虽然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本也是为了救亡，启蒙时追求人道、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强国之道。除袁世凯、张勋之流外，主导中国政治的朝野各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相争时也从未有谁不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治理念来标榜自己、责难对方。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引进中国后未曾得到充分的阐述和透彻的理解，长时间处在较稚嫩的状态，也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派别。直到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继胡适之后作为自由主义的第二代大师而起，自由主义在学术上作为一个流派在中国的台湾才算于学林中入了道。自由主义学派到了这个阶段后，殷海光的弟子、后在美国师从于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林毓生先生，仍认为其师殷先生对自由主义精髓的把握不到位。不过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成熟与否，并不能与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知识界有无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容忍、多元与法治”（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9页，1988年三联书店版）精神下，追求自由独立的学术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概念。自由主义的倡导人胡适先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其显赫长久的地位，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和学界对他的认同都是不言自明的。
　　不错，自由的实现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从来没有进入法治社会，因此，自由只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一个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学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辛亥革命后，中国学界的精英除了碰上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外，一般还能受到执政者的敬重。马寅初这样的人成了执政者的阶下囚，也不过软禁几年而已，其学术地位并不因此受影响。其他学界名流成为执政者的座上客也不会是叫人受宠若惊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层，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不是无稽之谈。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试验，不但拒绝了张学良先生强邀其纳入地方军政府系统，而且谢拒了对晏先生事业极为敬重和关注的当道者蒋介石邀请其将事业纳入中央政府体系的诚恳要求，坚持了其民间办教育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发展空间受到任何来自政治上的限制。一九三八年《资本论》三卷本的中译本合法出版，一九四八年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仍能自由出版，足见当时学术自由是存在的，言论也有相当的空间。自西学东渐以来，从冯桂芬、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包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限定，中国在学术文化教育新闻言论诸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刘海粟、徐悲鸿、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储安平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在自己活动的领域有大建树的人，都出自这个时期，特别是从现代大学引进中国之后，名牌大学基本上是中国自由思想的重镇。蔡元培主张“兼收并蓄”办北大后，中国学界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勿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没有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精神原则和文化上群体对自由的追求，这种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局面是极难出现的。从另一面来看，仅有自由的追求，而没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这种局面也不能出现。不错，在国民党建立统治后，这批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学人在内忧外患中仍然面对着一个人治和专断政府，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这个政府专权的合法性仅是在“训政”和“戡乱”时期，而自任领导中国进行革命的国民党，在理论上必须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所设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革命目标，也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在法理上这个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所以当时中国知识界追求精神自由还有其空间。
　　至于在自由的追求中，学者在政见上左倾或右倾，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知识界有无宽容和追求自由的传统混为一谈。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府的储安平，对国民党“党文化”对青年理性发展的损害曾有过严厉的批评，并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最终演成了“一场烂污”。在这种情形下，学界中有人想换一个政府，倾向于反独裁反腐败争民主为口号的当时的在野党，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立夫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讲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说：由于国民党军事和财政政策失败，“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共产党成功”。（《成败之鉴》第338页，台湾正中书局版）抗战后国民党政策的失败，这是学界中一部分人和学生反政府的根本原因。人们想换个政府看看，是当时的形势。左倾思想之发展是对“一场烂污”失望的另一个希望，只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结局与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本世纪上半叶和中叶在世界范围内左倾思想潮涨，但在没有建立全能政府的地方，左倾思潮的存在和张扬并不能说这些地方就没了自由传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战后西方影响很大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左倾倾向就断言其影响所及的地方没有了自由的传统。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流亡到有言论自由传统的外国，才在研究与论战中将其理论形成主义的。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驱逐，而有自由传统的英国接受了他，并给他提供了得以完成学术活动的场所。这就是至今英国人拒绝德国人将马克思的墓迁回德国的理由。因此，学者政见的左右倾，不能证明当时的学校有无学术自由。
　　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看，除第三国际这一脉外，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一元论者。从第二国际演变来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坚决地捍卫自由多元法治的社会，其实从一八九九年，受费边社影响的伯恩斯坦在《前提与任务》中就提出：建立保护少数的民主制度、“运动就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也不可预料，不能人为地规定发展阶段和终极目的。在“回到康德去！”这些主张后，这支左倾的社会主义力量，实际上就认同了自由主义容忍、多元与法治的原则。二十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左右主流派从未置疑过民主自由的价值，只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社会在法治下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自然就会出现效率并因其结果而各得其所，而社会主义者认为某些经济活动方式没有公平地对待劳方和公共的利益，在注重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时更强调通过分配来矫正这种不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在一九九○年后，西方左右两派在市场经济、国家和民间在经济上各自能发挥优势的领域、维护基本公平、保护弱者的观点上分歧进一步缩小。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英国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对当年一部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影响较大这是事实，但四十年代中国观点左倾的学人并不一定就主张放弃自由。只是他们在关于自由的学理上不精，而又急于救国，张东荪的计划社会与文化自由互不妨碍就是典型一例。而潘光旦虽注意到当时还未荣显的哈耶克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也认为“他对集体主义的评论大体是很健全的”。但潘认为该书“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殊失之偏激。……哈氏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的抨击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措施，我是不赞成的”（谢泳《潘光旦与哈耶克》，1998年第五期《博览群书》10页）这说明当时自由主义学理在中国确实未能深入，只有储安平洞见到在选择不同现代化模式的不同政治力量下，自由是“多与少”和“有与无”。但也于事无补，他还得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雷先生认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决定它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并迅速扩张的西方”。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崛起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西方，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需条件却是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原则。在学理上自由主义的始祖应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承认人的智慧的有限，因此反对有人宣称握有不容怀疑的真理。他要求政治家明白自己所知甚少。在这种见识上才可能出现容忍不同观点的意见，给别人的发展留出一块空间。苏格拉底产生于与现代文明关系至大、至今让我们惊叹不已的古希腊文明时代。当时以雅典为模范的城邦国家是法治民主和公民平等的社会。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来看，希腊社会的内部形态和国际关系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早期模式。它是我们现代文明早期的黄金时代，是人类第一次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冲击，在这个走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希腊在传统的集体主义的部族农业社会中，产生了从事商业和航海事业的新阶级，出现了伟大的政治革命和精神革命，产生了法治的民主政体和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的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刚刚开始展现，整个社会受到巨大的震动，使一切传统的封闭势力感到恐惧并拼死抵抗。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我们可以说，开始于希腊部族瓦解的这场政治的和精神的革命，在（公元前）第五世纪达到其极盛时期，并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发展为暴力的阶级战争，同时也发展成为希腊两个为首的城邦之间的战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193页。以下只注明页数）波普尔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人类文明社会在其初始时开放与封闭、民主与专制、人道与反人道、尊重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进步与反动两大社会力量的大决战。以雅典民主派为代表的开放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从而导致了文明成长的受挫。他说“我们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看来希腊人最早从部族主义过渡到了人道主义。让我们考虑这意味着什么。”（同上，181页）“我们的文明也许可以说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同上，1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描述为人类经历的一场最为深刻的革命……当我们说我们的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希腊人为我们开始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同上，185页）直接受希腊影响的罗马在保护公民财产权利上法律更趋完善，及由此形成的尊重法权传统，也为后来西方文明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在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使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遭到挫折的开放社会开始复苏，宗教改革使基督教在多元状态中得到活力，而英国又以代议制的方式，从技术上解决了从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向地域更大的领土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方法，这些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原则的际会，开放社会又开始了成长。从文艺复兴到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源自古代希腊的现代文明已经向世人宣告了自己走向开放社会的主旨。顾准曾经指出“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以指出它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后来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323页）。为什么产业革命后证明了这个文明优越？就是因为这个文明走向开放的社会，它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它能够为人的发展和创造性提供充分条件，它能随着人创造出的新事物调试旧的不合时宜的社会规则，使文明不断成长。资本主义只能在开放社会中成长。资本主义带来了产业革命和工业化，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只能在有着自由主义原则所认可的条件下才能出现。根本上的现代化就是进入这个已证明其优越性的、以人道理性平等自由为主旨的文明体系——开放社会。只以工业和技术的现代化而不以走向开放社会为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舍本逐末的畸型现代化，德国、日本、苏俄以国家主义为目标的后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和技术上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因在本质上背离了开放社会的主旨，各自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并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灾难。其他背离了开放社会这个目标的后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也必然要出问题。由此可以说，是容忍、多元与法治的自由主义原则使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使自由主义更加发扬光大。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落后者模仿先进者并且成功是一种文明传播和扩展的常见方式。雷先生认为：东方国家，学习现代文明时，推崇自由原则常沦为笑料，自由主义只能向激进或保守转化。这样说也有武断之嫌。且不说四十年代后期，中国还有一批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后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模式转换，也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不这样理解问题，我们只能陷在历史主义的宿命论中，承认我们不走运是历史的必然。
　　反回头来看，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一直以救国为任，在批判旧礼教对人性压抑和主张解放人性时，也带有惟此才能达到救国的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目标。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个能救国的现代化本质含义是什么。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从船坚炮利到工业化，从市场经济到民主制度乃至自由民主价值观，虽有一步步地深入，但多数人把这些都当成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使中华民族在物竞天演的生存竞争中获胜的集体主义目标的手段，而极少有人能从“每一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个层面上来理解什么是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后来在苏联模式下，强国之梦似乎有了着落，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以人格为代价的思想改造，与此大有关系。康德早就阐述过在道德这个最高的层次上，人不能是手段，只能是目的。人是我们这个文明的终极目标。在其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不能背离了这个目标。应该说，近代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论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封闭的压制人民自由的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剥夺尽”，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因此他提出了民权和国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认识到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虽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无如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以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孙中山全集》第六卷，41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只注明页数)国人都知道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几句名言，而这潮流是什么呢？很多今人不能详说。实际上中山先生说的这潮流就是开放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见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第六卷209-210页）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应有相当的影响。
　　八十年代后，中国大陆从资料和学术的角度，出版涉及本世纪前半叶知识界的书，较早的有徐铸成的《报海旧闻》、戴晴的《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等，九十年代后，对当时知识界和学人进行的研究有所发展。但国人自己公允地评价本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目前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课题。雷先生提出的意见，我也有赞同之处，如后来留在大陆的知识界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先生，所受的磨难与“挣扎在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有不同；对张紫葛先生的责难有失忠厚。这些年我有时也浏览一些此类出版物，我个人认为，本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主流社会各界上层与现代文明接触较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是迄今为止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社会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知识界中是有着精神上和学术上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