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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
作者：胡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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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1．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作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耀邦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半年多，各项工作都不能迈开大步向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些秀才的参与下，写出了那篇同样“名垂千古”的、正式宣布以“两个凡是”为重大决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2． 耀邦同志之所以配称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宝贵的是他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并根据实践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刚刚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面临百业待兴、万难阻路的艰险局面，究竟从何着手？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和严峻的考验。耀邦同志眼见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开国元戎、党政要员、卓有功勋的文官武将、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雄杰，死的死、残的残，九死一生的人也妻离子散，很多人仍然处在监禁劳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赶快为他们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那么，“文革”后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以及破败的政治残局，又由什么人来收拾和挽救呢？
于是，手里刚刚掌握有一点权力的胡耀邦，正确地选择了突破点，他最先日以继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促进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
他一到中央党校，就找了几位同志一起讨论酝酿，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的认识，先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他先后改了十几次，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篇文章却坚决反对，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组织部长的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反对那位部长的倒行逆施。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报社根据胡耀邦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大字报加以编辑，编写了一份内部材料。
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以后的半个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感到担子更重了，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他一方面开始了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撰写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建议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各地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各地方各条战线上的冤假错案一时解决不了，人们就纷纷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党报上访，一时间上访人员激增。耀邦同志决定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耀邦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管”的方针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谁知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竟然把中央组织部长的这段讲话在出简报时一笔删去，可见阻力之大。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平反工作的进展。耀邦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平反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刘少奇，比如两次打倒邓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3．应该说明的是，当耀邦同志领导发动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两场大斗争时，他仅仅是一位中央委员，仅仅是党校副校长和组织部长。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对人民日报才建立正式的领导关系。在这之前，他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对我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志同道合，因而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我和耀邦之间的比较亲密的联系，发生在“文革”后期。“文革”以前，我们虽然有一些接触，由于我这人不善于结交朋友，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得了严重的肝炎，经常到协和医院去看病。这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像我们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恢复了相当优越的医疗保健制度，我们这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在协和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看病。在这期间，我与耀邦同志常常在医院里碰面，我们在等待医生诊病的空隙进行过几次亲切的谈话。我们一见倾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当时我们都是被批斗的“黑帮”，在行动上都失去自由，但是在看病的时候，恰恰摆脱了监管。我们不仅可以因看病而相遇，也可以以看病为由而相约聚会。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复出开展全面整顿的时期，他解放出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参加写作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受到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中的两株（另一株是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二十条）。从这时起，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
恰好，他的妻子李昭同我的妻子胡一哉，“文革”前曾经同时担任过北京市纺织局的副局长。我们夫妻经常到他们家作客，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促膝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立即去向他通报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我去见他，他说叶帅派叶选宁去看他，他给叶帅带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时期，一切工作都面临重新整顿，要全面振兴中华。他详细地给我解释他带给叶帅的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他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耀邦同志对问题深思熟虑，再思三思，所以他的话总是出口成章，文情并茂。他说的“人心大快”、“人心大喜”、“人心乐开花”，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三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以前，他对我并没有工作上的领导关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长者，当作兄长。虽然他仅仅比我大一岁，但他是长征干部，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我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布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组织安排。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的宣传。他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不仅为人民日报准备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且还继续指挥人民日报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主动地进行配合，陆续刊登了一些很好的读者来信和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新闻。耀邦同志看到这些来信和新闻，都马上打电话，鼓励和表扬我。比如我们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还配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于新华社发的宁夏落实干部政策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作了三行通栏大标题，耀邦同志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在整个平反右派的伟大战役中，耀邦同志也很注意充分调动人民日报的积极性。他所召集的重要会议，总要通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等新闻单位参加，我们不断写出新闻及时报导。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在全国引起震动，对推动平反右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可以说，在整个平反工作进展期间，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的，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组织领导天才。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作促进工作。比如在陶铸同志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同志平反前，编写了他的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人民日报也编发了王光美同志写的内部材料。我们还特别重印了几千份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其中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文革”中被全国批判的“黑修养”，这本《整风文献》在少奇同志正式平反以前印发出来，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它向全国早早地吹了一股热风，表明少奇同志的千古奇冤很快就会平反昭雪了。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同志请示过。关于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内部材料，都是直接送到他手里，他很快就批转给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汪东兴等政要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文章写作过程中，耀邦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别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
为了扫除对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耀邦同志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耀邦同志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导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耀邦同志是这场大讨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