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我在花篮里插上了百合

作者：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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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深秋，趁参加“鲁迅赴宁求学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之机，我专程去南京后半山园的福贵山探访了重病中的戈宝权先生。我不知道他想吃点什么，能吃点什么，便只送了一个大花篮。我特意在花篮里多插了几枝百合。因为过去读戈先生翻译的书，知道在俄国，爱凋谢的玫瑰常作为青春易逝的象征，而与玫瑰相对立的百合花，则象征着永不凋谢的美和生命力。所以，我特意将这些美丽的百合花敬献给这位在四十年代就受到毛泽东同志赞誉的“俄国文学专家”。
　　骨瘦如柴的戈先生躺在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他患帕金森氏综合症已经有好几年了。一位老保姆把他从昏睡中推醒。他眯着眼睛对我笑笑，似乎表示还能记得起我姓甚名谁。看到我捧来的花篮之后，他干枯的双唇又抖动了一下，我感觉到是在说“谢谢”。我俯下身，动情地跟他贴了贴脸，又在他耳边说了些多多保重的话，便赶紧扭过头，匆匆离开了他的病房。这时，一行行热泪禁不住涌出了我的眼眶……
　　在少年时代的我的心目中，戈宝权这三个字简直跟传奇英雄的名字一样响亮。这不但因为他通晓英、法、日、俄乃至西欧、东欧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字，而且因为他在莫斯科红场看见过罗曼·罗兰夫妇，又曾瞻仰过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遗容。他翻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恰尔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我曾经爱过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诗歌，陪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纯真、最富激情的岁月，对陶冶我的情操、净化我的灵魂、培养我健康的审美趣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年近花甲，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坎坷挫折时，我心中仍然会涌动出他翻译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回忆起来，我跟戈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四年之前。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当时的文化园圃还是万树萧森、芳荃零落，但是在“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的庇护下，鲁迅研究已逐步开始合法化。既出于对鲁迅发自内心的崇敬，也囿於当时的形势，原来翻译俄国文学的他和原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我几乎同时把兴趣转向了鲁迅研究。在自学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我自然遇到了不少拦路虎，尤其是涉及到鲁迅作品中出现的外国作家、外国文学典故，我产生疑惑的地方更多。这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教学生时代就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过鲁迅的戈先生。我想，他一定能够用“函授”的方式来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于是，我冒昧地给他开列了一连串的问题，希望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能够逐一解答。
　　果然很快就收到了戈先生的回信，现在保存的第一封落款所署的日期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这封信解答了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评价、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尤其是揭露了沈鹏年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的错误，使我得以对这部以工具书面目出版而错漏百出的书开始保持了警觉。在《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一文开首，鲁迅引用了丹麦哲学家吉开迦尔（通译为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我在信中还曾询问这段话的出处。戈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他为此查阅了《鲁迅日记》和鲁迅博物馆内部编印的《鲁迅藏书目录》，但一时还未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继续查阅鲁迅藏书。当我读到这封长达四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复信时，那种感激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须知，我当时不仅是一个未露头角的青年人，而且还是一个为世俗偏见所轻视的中学教师。戈先生对我循循善诱，不正是体现了一个大学者“有教无类”的崇高风范吗？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大约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在《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一书中，戈先生写道：“从一九七六年起，我参加了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这一工作当时是由全国各地数百名专业和业余的鲁迅研究者、爱好者共同承担的。在注释过程中，向戈先生请教各种问题的人更多。有人告诉我，京、津、唐大地震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编室”临时借用位于北京宣武区虎坊桥《诗刊》社的房子。那时，戈先生常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办公，向他请教往往要排队，就像病人等待就医一样。他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谈起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指导、协助福建师范大学的温祖荫教授编审了《鲁迅译文序跋集》，现已收入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这部全集的特色曾用“收集比较齐备，校勘比较精确，注释比较详尽”三句话来进行概括。新编《鲁迅译文序跋集》就极大地丰富了新版《鲁迅全集》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全集”编注者谨严的学风。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另一贡献是通过大量查阅鲁迅藏书和其它典籍，注明了多处鲁迅作品中援引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出处。比如，他终于在吉开迦尔《忧愁的哲理》一书的日文译本中找到了《帮闲法发隐》中的那段引文，在叶遂宁（现通译叶塞宁）的《约旦河的鸽子》一诗中找到了鲁迅引用的两句：“我的母亲——是祖国，我是一个布尔塞克”，又在同一诗人的《天上的鼓手》中找到了鲁迅引用的“地上和天上的革命万岁”这句诗的出处。可以毫不虚夸地说，以上这些长期困扰鲁迅研究者的问题，只有戈先生这种学贯中西的通才才能解决。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在国内保存的残缺不齐的日文《北京周报》中，发现了鲁迅用日文自译的小说《兔和猫》，以及鲁迅的三篇谈话：《关于猪八戒（与本年的干支的关系）》《“面子”和“门钱”》和《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这三篇文字，为此前鲁迅作品中所未见，虽系谈话，但多半经过鲁迅审阅，因而跟鲁迅佚文具有相当的价值。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第四方面贡献，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鲁迅跟外国友人的关系。如鲁迅与史沫特莱、与埃德加·斯诺、与内山完造、与山上正义、与罗曼·罗兰、与爱罗先珂，他都提供了系统而又新颖的材料。戈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既是一种比较研究，又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千古佳话和珍贵史料。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一位教师讲授《为了忘却的纪念》时，对文中的一句话有些不解：“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这位老师不知道这位记者是谁？这本书书名是什么？我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好转询戈先生。当时戈先生虽因大地震避居在外，仍专程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本，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九二八年写的《中国的亿万人民》，翻成德文时书名改为《中国游记》。戈先生在同年八月十七日给我的信中，对此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解答。这封复信，实际上是篇学术文章。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之五，是出版了两本鲁迅研究方面的专著。一部是《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这是戈先生在美国“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的发言”。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内容厚实，文字浓缩，全面介绍了鲁迅译介外国文学的贡献，鲁迅与外国作家的交往与友谊，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译介的状况，以及各国作家和学者对鲁迅的评价与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上，戈先生的这种研究既有开创意义，也有奠基意义。另一部书名为《〈阿Q正传〉在国外》。众所周知，《阿Q正传》这部小说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使鲁迅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鲁迅笔下的阿Q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一起，毫不逊色地走进了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精神典型的人物画廊，但《阿Q正传》在世界各国流布的情况，同样只有像戈先生这样的外国文学大家才能厘清脉络。
　　在研究《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过程中，戈先生还澄清了长期以来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其中包括鲁迅本人的误记。如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法国的登在八月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经戈先生查证，《阿Q正传》最早的法文译文是分两期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欧罗巴》杂志，而不是发表在八月份的《欧罗巴》杂志。他还查证，柏烈威（A.C.Полевой）把《阿Q正传》译成俄文的想法并未实现，卢那察尔斯基肯定没有给《阿Q正传》的俄译新版撰写序言；王希礼（Б.А.Ваоилвев）和科金（М.Д.Кокин）先后用俄文翻译的《阿Q正传》初版本总共才印行了八千册，从未出现过一个月内售出十万部的盛况。法捷耶夫也从来没有翻译过《阿Q正传》。这就纠正了山上正义、内山完造等人回忆录中的一些错误。
　　回想起来，戈先生发表这组介绍《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文章，跟我还有一点浅浅的关系。大约是一九七六年初，当今颇负盛名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专家罗宗强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学报》。因校友张小鼎推荐，罗宗强约我在该学报开辟“鲁迅研究资料”专栏，两个月供一篇稿，报酬是二十本样刊。我连续写了几篇，颇感学力不济，专栏难以坚持，便请戈先生鼎力相助。这样，戈先生的《谈〈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一文就在一九七七年《南开大学学报》第四期上跟读者见面了，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好评。此后，罗宗强便经常向戈先生约稿，促使他又写出了关于《阿Q正传》的法译本、俄文译本、日文译本和世界语译本等文字。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就成了《〈阿Q正传〉在国外》一书的主体部分。
　　当然，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以上粗粗概括的五点。比如，我们编撰《鲁迅大辞典》时，曾请戈先生撰写一些介绍鲁迅著作外文译文的词条，戈先生放低手眼，慨然允诺，亲自介绍了一些鲁迅作品的斯洛伐克文、丹麦文、塞尔维亚文、冰岛文的译本。遗憾的是，这部辞书经磨历劫十余载，始终未能跟读者见面，而该书的主编和数名编委却先后作古。看来，重病中的戈先生在有生之年，恐怕是难于看到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辞书公开问世了。
　　谈起戈先生的病，我记得有近八年历史了。由于积年的过度辛劳，戈先生一九九二年底在赴美探亲时发病，赶忙坐飞机返回北京。因为他自一九五七年之后即不从政，专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虽然早在一九三八年已经入党，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但在医疗方面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连住院、吃药都要靠现职在身的亲戚帮助。幸而戈先生将他珍藏的两万卷中外文图书捐赠给了他的故乡江苏省，在南京图书馆专设了“戈宝权藏书室”，因此南京方面才给他以江苏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和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的荣衔，妥善地为他解决了住房和医疗问题。记得一九九六年六月他从北京去南京治病之前，我曾到位于北京东城东罗圈胡同的中国社科院宿舍拜访他，看到一代风流人物病成这种模样，又听到他和他夫人的倾诉，心中十分难过，便写了一篇题为《感伤之行》的短文，想借此为那些卓有贡献而晚景欠佳的知识分子呼喊几声。不料文章刊出时，题目却被改成了《安于清贫的老人》。是的，安贫乐道是中国儒家的教义，它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能自得其乐，虽“一箪食一瓢饮”而处之泰然。但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安贫乐道法》，指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所以，我以为还是面对现实，少发空言多谋改革为好。
　　由戈先生的病，又想起了去年春天因被痰堵住而被迫切开喉管的巴金老人。据说老人清醒时曾说：“我是在为你们活着。”的确，一个老年人长年辗转病榻，那种痛苦是难以言状的。但照料戈先生的保姆告诉我，戈先生为人极好，总是独自忍受着折磨，而尽量不把劳累带给照料他的人。最近，因为他能跟医生配合，病情还略有好转，人胖了些，头脑也有了清醒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马上挂长途电话请他夫人转达我的祝福。但我也清醒地知道，想要戈先生疾病痊愈，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得的毕竟是不治之症。不过，戈先生在八十七年生涯中留下的文化业绩却是永恒的，就像那象征着永恒的美和生命力的百合花。四十多年前，戈先生翻译过普希金的《玫瑰》一诗。诗中写道：“玫瑰凋谢了，/这曙光之子。/不要说：‘青春就这样衰萎了！’/不要说：‘这就是人生的欢乐！’/要向花儿说：/‘再见吧，我怜惜你！’并且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那儿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