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7期
对《郑振铎全集》的两点意见
作者：徐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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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位作家和学者编辑出版一套全集，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郑振铎全集》表示充分的肯定。作为读者，在面对这么一大套全集时，大概第一感觉是郑振铎先生的所有著译都收在这里了，而且这些文献应该是可信的。这种感觉应该是不过分的。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此倒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一句话，读书(原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郑振铎整理旧文学受了胡适整理国故的影响，已有一些学者有这种结论。于是我想顺着多找些证据来，但胡郑两人之间的论学书信颇少，只好去郑先生的著作中查找，先翻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根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有一些直接的材料；又去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按“出版说明”，书中所收论文在编辑过程中“只作了一些必要的校订，所有论文都保持原样”，结果也很让人满意。于是再借出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上中下三册)，这三册将郑先生绝大部分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都收进来，书前有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写的序，其中有这么一段：
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探究过，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 [略]我曾经把这些论文，编成了五本集子：《中国文学论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佝偻集》出版于一九三四年，《短剑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困学集》出版于一九四○年。还有一部《秋水集》，已经编好交给书店，但它始终不曾出版。
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批判“进化论”，以及批判倡导这种观念的胡适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即使在郑先生运用这种观念最为明显的《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等论文里，也看不到胡适的名字，而这些小说又恰恰是胡适下了大气力考证的。北平朴社出版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时，也经过了修订。于是便到图书馆的样本书库查《郑振铎全集》，“全集”对郑振铎先生这两部极重要的书，收的竟然也是五十年代的修订本；而这种情况在“全集”中还有：第一卷“小说专集”中所收的《取火者的逮捕》，一九三四年由生活书店初版，五十年代郑振铎先生也作了修订，他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所写的“新序”里说：
我原来曾说：“神之族整个的沉落在无底的最黑暗的深渊里去连柏洛米修士[普罗米修斯]也在内”。现在看来，取火者柏洛米修士，人类的好朋友，是不应该和“神”之族一同被消灭的。因之，在《神的灭亡》一篇里便删去了“连柏洛米修士也在内”一行，以及有关的辞句。
而第十七卷中的《欧行日记》，一九三四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初版，一九六三年收在《郑振铎文集》中，也是修订本(不知是否出自郑先生之手)，第十八卷中的《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和《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1935年生活书店初版)，收录的也是修订本，但愿这两本书的修订只限于译名的订正和文字的校勘。
如此看来，“全集”所依据的单行本著作，很有几种是用的修订本，而且是政治气氛相当敏感激烈的五十年代的修订本。这对于了解郑振铎先生的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可信吗?古籍整理，或者新文学整理工作中要注意版本的选择，已有很多人谈过了，我不知道《郑振铎全集》如此选择版本有没有什么依据?就我翻过的一些全集而言，它们基本上是以单行本著作的初版本为依据，因为这样就能为作家和学者在特定的时空中定位；当然，对一些学术著作，我以为有时采用那种学术观点表现得最成熟的修订本，也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郑先生而言，尤其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研究》，却是另一回事。郑先生生于一八九八年，逝世于一九五八年，他的重要学术成绩是在民国时期做出来的，要准确评估他，只能将他置入民国时期的学术史和文学史之中，而不能将他后来的所思所想羼杂其中，就这一点而言，“全集”有失误之处。在全集之外，《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九九九年又由北京出版社重印了修订本，这次重印进一步校正了人名、书名、篇名、年号、年份、引文、语句、版式等错误，从一九五七年至此，《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累计印数达九万二千册之多；《中国文学研究》二○○○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仍用的是五十代的修订本。我越发感到迷惑，于是针对这两部书，到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借出了郑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新序”中提及的几本著作初版本，将它们和五十年代修订本有选择性地作了对读，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异同不仅是文字层面的订正，而是涉及到学术观点方面，以下数处即是例证。
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我们的文学深受外来文学一一特别是印度文学一一的影响。
但于外来文学的影响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见初版第l 6页，修订版第11页。修订版这两句话的顺序倒过来，将民间文学的影响置于首要地位)
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文学的影响。但胡适之先生(改为“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引号删去)且以为“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胡适的主张比较可信。中国的叙事诗，并不是突然而起的。（见第八章《五言诗的产生》，初版第154-155页，修订版第112页。本章附参考书目中删去“八《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著，新月书店出版，可参看其第三章汉朝的民歌”。这种情况还有几处。（文字下划线部分表示修订时被删除，下同）
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究竟要成了一个甚等样子的局面，都是无人能知的（改为“可能会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的”）。凡在近代继续生长着的文体，在这个时代差不多都已产生出来了。且大都是由了印度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见第十三章《中世纪文学鸟瞰》，初版第227页，修订版第167页）
总之，汉卿的才情，实是无施不可的，他是一位极忠恳的艺术家，时时刻刻的，都极忠恳的在描写着他的剧中人物。在他剧中，看不见一毫他自己的影子。他只是忠实的为作剧而作剧。就题材 及布局而论。有的地方，为了过于陈腐凡庸之故，免不了要引起近代人的不快。然这是元人杂剧的通病，却不是他个人如此。若论到描写的艺术，他实可以当得起说是第一等。(见第四十六章《杂剧的鼎盛》，初版第855页，修订版第646页)
二、《西游记的演化》
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吴承恩本的《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 [略]鲁迅先生以为吴承恩《西游记》是有所本的，他说道：“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略]胡适之先生则极力否认此说。他把吴承恩的地位抬得更高。他一则说道：
近人误信《四游记》中的节本《西游记传》为吴承恩以前的古本。（这里所谓“近人”，当然指的是鲁迅先生。）——《跋销释真空宝卷》
再则说道：
《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传》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凑足《四游记》之数的。西游小说篇幅太大，决不能和其他三种并列，故不能不硬加删割。但《西游记》行世已久，删书者不敢变动书中故事，故其次第全依《西游记足本》——《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 (此段中国文学研究改为“但也有人以为杨志和本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的。”)到底这两说是那一说对呢？假如没有更强更确的证据出来，自然笔墨官司是一辈子打不完的。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固然未可厚非，鲁迅先生的论点却也不弱。
三、《水浒传的演化》
本文有一部分得力于鲁迅、胡适之、俞平伯诸先生的已经发表的论文及著作，虽然意见与他们有时不同。在本文作成后数日，又得读胡适之先生的《水浒传新考》；《新考》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作者放弃了数年前所竭力主张的金人瑞的七十回本水浒确为古本之说。这是最可赞成的。但他所虚拟的X本Y本Z本等等之说，却与本文所主张的绝不相同。(见《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l 934年版，第251页；《中国文学研究》第157页。)
以上数例，较为突出的是郑振铎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外在动力是佛教翻译文学，将这种撰写文学史的倾向与五四以来欲借西洋文学来改造促进中国文学的势头并观，是比较好理解的。而他对于关汉卿戏剧的评价也显示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些论述到了五十年代他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郑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有很多观点是参考胡适的，据我粗略统计，不下三十处，这中间有完全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如上文所提及的《西游记的演化》《水浒传的演化》，但它们都是在胡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行一步。不提到胡适，我们好像不易看清郑先生文章的来龙去脉。关于他们二人学术上的关系，我另有专文探讨。
对《郑振铎全集》的另一点意见，就是全集不全的问题。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全集，但此中还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全集”第十六卷为书信，收有郑先生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编辑《文学旬刊》写的“编辑通讯”，既有此例，为什么不收入他编《小说月报》答复读者的信呢?一九二三年《小说月报》第十四卷中，这类信就有不少，其他年份的也有一些；他编辑的其他杂志有没有呢?我没有查，不敢肯定。说到书信，《新月》杂志上刊有一封郑先生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给叶公超的信，主要是回应吴世昌在《新月》(第四卷第六期)上评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文章，亦未见收录；此外，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年第5期)也有郑先生的三封信(1951.5.10，1951.5.2l，1951.5.21)亦未收录。据李性忠《郑振铎先生的三封佚信》一文介绍：“1951年5月，[郑]曾为宁波李氏萱荫楼、海氏蒋氏衍芬草堂及朱剑心等三家藏书的保护和捐赠问题，连续给浙江省文教厅和浙江图书馆的领导写过三封信，不但及时予以指示，而且仔细安排，使大批珍贵古籍化私为公，得到保护。”书信之外，郑先生编辑《小说月报》时写了不少“卷头语”和“最后一页”，以及诸如“编者按”之类的其他文字，此次亦未搜辑。如《小说月报》一九二九年一月第二十卷一号上选刊有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文前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柏丞先生写完了他的《论所谓国学》，而我的《且慢谈所谓国学》也写了一半时，适之先生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也在《新月》里刊出。适之先生的此作，和我们的意见相差不远，我觉得有使读者们并读的必要。因此，得了适之同意之后，便将此作也选载于此。
据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和《郑振铎论》所示，郑先生似乎还有些很有价值的残稿或者解放后的日记没有整理编入。郑先生一九三○年五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是五代两宋文学史的后半部，共有五章，即“词的启源”、“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这些内容后来基本收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经对比，有很多感性的论说文字被删除。郑先生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很有建树，但他在这本书中也有不成熟之处，如将“俗文”和“变文”区别为二，后来因几种重要的变文写本公布，他纠正了先前的误解。我想，这部著作即使因为有多种缺憾不能收入全集，也应该作特别的说明。总之，我觉得郑先生的著作决不止这二十卷。